任何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都不可避免的走城镇化之路，城镇化的过程总是伴随着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城乡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二元结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过程中的一大特点。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是随着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市民化共同完成的。西方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带来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转移，在工业发展中实现了职业性质的转化,在城市扩张进程中找到了新的居住地并定居下来,从而实现了与城市居民步调一致的社会生活。然而，中国却因为特殊的二元经济社会制度而有着不同的情况，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分两步完成:第一步是农民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农村，在城市从事非农类型的产业活动和工作,这一步是职业性质的转变；第二步是农村劳动者在城市工作的同时逐渐形成于城市居民一致化的生活习惯，逐渐融入城市生活。职业和身份的共同转变，才标志着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结束。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变和西方国家不一样，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无法获得合法的市民身份,一直处在流动的过程中，因此就成了我们统称意义上所说的“农民工”。　　农民工是推动国家产业化发展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近年，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收到当前政府以及学者们的热切关注，但是由于缺乏调查研究和可操作性的建议、措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仍然步履维艰。在大多数城市里，农民工群体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所有的基本公共服务，还没有合法的途径来为农民工寻求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权益，农民工劳动了之后无法正常获得薪资的事件时有发生，他们的社会生活都得不到应有的关怀和尊重。农民工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城市居民？市民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通过调查和研究，制定有效的农民工融政策，并探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和谐相处的可行路径，是我们眼前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和谐社会的关键一步。　　中国的改革带来的是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形，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劳动力转移，农民工就是在此进程中形成的新型社会群体，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下的产物，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农民的支持。农民以农耕业作为基本职业，农民职业的非农化是农民市民化的必要条件。中国的经济结构最显著的特点是二元经济,职业的非农化并不意味着农民真正成为了城市居民，阻碍这一进程的主要现实问题就是现行的户籍制度。城乡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形式上的“城市人”和“乡下人”,更表现在福利制度的差异上。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很难获得城市户口，也就不能享有城镇居民所拥有的福利和待遇，解决户籍制度的限制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最根本问题，也是破解我国城乡体制二元化的关键之所在。如果将农民工和城镇的关系看作是油和水的关系,那么这个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群体永远也无法融入真正的城市生活，这也将严重影响中国城镇化的整体质量和水平。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其市民化,不仅要允许农民工进城，更需包容的欢迎他们留下。　　国外的“城市化”概念主要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或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指的过程，而我国的农民工市民化则更强调一种实质上的融合：既有户籍制度的统一，又有权利和义务的对等。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没有我国户籍制度烙印这么深刻，如何根据国情建立合理合法的、规范性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而我国农民的非农化过程与工业化并不同步，失地农民在进入城市后不仅不能很好地被接纳，更有失地失业的风险。在此过程中，政府才是推动农民市民化的最重要力量。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这一重大问题将伴随着整个经济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发展而运行。文章选取位于中部地区的河南省X市为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X市是农业大市，也是劳动力资源大市，更是农民工大市，其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成就突出，但同时面临着不少问题，论文以此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具有较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