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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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密码》广为全球读者熟知，它的销量甚至超过《教父》和《廊桥遗梦》。本论文从《达·芬奇密码》的后现代性和通俗性两方面对其文学性进行研究。文本中的宇谜游戏贯穿始终，这些精心设计的宇谜往往指向于缺失的所指。寻找圣杯就是一个解谜的过程，但其最终的谜底却是开放的，不确定的，没有传统侦探小说的封闭的结局:同时《达·芬奇密码》与《圣血与圣杯》、《福音书》等文本通过指涉、引用、戏仿、移位的方式构成互文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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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密码》广为全球读者熟知，它的销量甚至超过《教父》和《廊桥遗梦》。本论文从《达·芬奇密码》的后现代性和通俗性两方面对其文学性进行研究。文本中的宇谜游戏贯穿始终，这些精心设计的宇谜往往指向于缺失的所指。寻找圣杯就是一个解谜的过程，但其最终的谜底却是开放的，不确定的，没有传统侦探小说的封闭的结局:同时《达·芬奇密码》与《圣血与圣杯》、《福音书》等文本通过指涉、引用、戏仿、移位的方式构成互文的关系。而文本的通俗性则从丹·布朗所言的言简意膜的小说语言，融历时与共时于一体的叙事模式和悬案情节三个方面来论证。
《达·芬奇密码》在世界范围内的畅销还在于小说所引发的文化论战:丹·布朗的王牌在于他宣称基督教历史上最大的秘密是耶稣与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婚姻，他们甚至有血脉成为法国的墨洛温王朝的统治者。这种对基督教基本教义的公开挑衅为基督教各教派所不容。不过福音书中有十二次之多地提及抹大拉的马利亚，特别是约翰19:25-27，足以表明耶稣与抹大拉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而丹·布朗试图用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名画，伪福音书作为论据来佐证他的观点，本文证实这些论据是不可靠的。
在小说的文本和文化研究中，作者揭示研究的文本与收集材料中存在的相互抵梧的悖论之处。本文侧重于对这些悖论的阐释:论证了后现代性与通俗性合流的创造模式的合理性;历史题材小说中真实与虚构情节并存的现实性以及文化研究的复杂性。《达·芬奇密码》是部精彩的小说，但如果认同小说中对基督教早期历史改写的可行性，则是忽略了小说与基本史实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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