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从尼采否认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提出身体是人类存在之本开始,到福柯揭示出身体的现代性,创造性地提出知识权力对身体的监管、控制和规训,身体已突破了生理上肉体的含义,转而成为后现代语境下融合了历史、政治、哲学等多方面含义的全新概念。在文学批评领域,福柯的身体理论启发了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对身体的关注,近二十年来,身体批评成为文学批评的研究热点。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1923-2014）是南非当代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199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我儿子的故事》（1990）和《无人伴随我》（1994）是戈迪默创作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逐渐瓦解之时的两部长篇小说,二者共同关注了南非社会的种族冲突和性别冲突问题。作为一名具有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的作家,戈迪默深切地关注社会动荡之际南非人民的生存处境。在她的笔下,身体成为铭刻社会政治的历史载体,她擅长于通过描写黑白种族、男女性别之间的身体冲突来展现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南非人民身体与精神上的困境。因而,本篇论文从身体的角度切入,以福柯的身体理论为主要依据,结合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着重分析《我儿子的故事》和《无人伴随我》中黑人和女性两大受压迫群体所面临的身体困境及反抗方式,并探究戈迪默本人基于反种族主义和男权制的政治立场,所采取的身体书写策略。论文第一章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我儿子的故事》中殖民话语对黑人身体造成的三种身体压迫:黑人的行动自由、职业自由、性自由受到法律、道德等社会政治的限制。殖民话语在小说中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种族隔离制度,为反抗身体压制,贝比在自杀未遂后选择参加政治革命,通过主张自我意志反抗社会政治对身体的规训;艾拉放弃在白人法庭为自己辩护,展示出另一种沉默的反抗姿态。完成了身体反抗的黑人仍旧面临着主体性重建的历史任务,长期以来居于他者地位的黑人群体在身体上受到压制,精神上也被诱导着实现自我的他者化。小说以索尼重构文化身份的失败经历为例,揭示出现实的南非需要的是行之有效的现实之策,而非霍米·巴巴所主张的话语式的抵抗。论文第二章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无人伴随我》中男权制话语对南非女性身体压迫的表现形式。白人女性维拉在工作关系、情感关系、婚姻关系中都占据主导地位,展现出勇敢、果断的男性气质,但却在身体上表现出对男性生殖器的强烈依赖,成为了性的附庸者。赛莉、姆福等黑人女性更是受到了种族和性别的双重的压迫,种族压迫表现为控制身体自由、诱导身体消费和宣扬肤色羞耻,性别压迫表现为男性通过性和生育等手段对女性进行身体控制,因而黑人女性在身体压迫下成为了被困在家庭中的沉默的失声者。论文依据露丝·伊利格瑞提出的女同性恋、母亲和异性恋爱人三种女性主体模式分析小说中黑白女性完成女性主体性建立的不同途径及其效果。论文第三章在以上两章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我儿子的故事》和《无人伴随我》中戈迪默所采取的身体书写策略。一方面,戈迪默在揭示殖民话语和性别政治对身体的戕害时运用了疾病、死亡、性、消费四类政治隐喻;另一方面,两部小说分别以黑人威尔和女性维拉为中心展开叙述,融入第一人称叙述和心理描写,颠覆了白人对黑人、男性对女性的看/被看二元关系。结语部分先总结了本篇论文的主要观点,再关注了戈迪默身体书写中的政治性强烈的特点,并认为这是戈迪默身处的社会环境和作者本人的创作姿态共同造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