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控制与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的博弈近年来一直是一个高热的话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宣布2020年将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以切实保护公民的隐私权、信息权等基本权利。当然个人信息权、隐私权等不会仅在民法的范畴内受到重视,在刑事范畴内技术侦查措施立法研究也在与时俱进,不断的吸收其他国家地区的优秀立法思想。紧急技术侦查制度的建立必然是法治建设和司法制度完善中不可缺席的一环。紧急技术侦查既具有合理性也具有危险性,如果运用得当,有利于灵活应对新型犯罪,提高打击犯罪效率,维护公共安全;如果运用失当,则极不利于保障人权,更甚者会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在肯定紧急技术侦查对侦破高智能犯罪、隐蔽性强的犯罪具有不错效果的同时,必须正视来源于紧急技术侦查措施的危害性。根据上述的思路,我国紧急技术侦查制度的构建应当明确列举紧急情形,将申请与授权的主体和程序细化。设置事后追认的司法审批程序对技术侦查紧急授权后一定期限内予以追认,并规定未获得追认的法律后果。为监督紧急技术侦查措施,应当完善司法审查制度,设置技术侦查监督专员进行同步监督,并规定由技术侦查部门对紧急技术侦查情况做年度工作报告。这样的构建思路是为更好地平衡侦破案件的效益与人权保护的这组关系,为我国紧急侦查制度的建设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