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主要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书评(1933-1937)为具体的研究对象,重新回归1930年代的历史语境,考察当时的文学批评是如何实践,批评家和作家是怎么交流和对话,以及报刊作为一种现代媒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从而展现1930年代真实的文学批评境况。文章从《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萧乾的书评理论、编辑实践和文化追求入手,通过对书评栏目和特辑的整体考察,可见书评的文化筛选功能以及理想的书评何为。这些书评受报刊传媒的影响极大,与1930年代新文学图书的出版有很明显的共生关系,由此可知1930年代的文化空间如何提供或限制了文学批评的表达方式。文艺副刊培养了大量的书评家,其中以李健吾、常风、李影心三人最为典型,文章重点阐述了他们的文学批评观以及具体的批评实践,从中看出文艺副刊所提倡的文学批评以“文学性”为主要审美方式。副刊上的书评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新文学作品做出及时回应,书评家如何评论这些新作,怎样和作家展开对话,由此引申出诸多问题,如文学批评何为?批评家何为?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经验的错位如何造成阅读和批评的困境,怎样才能避免?互动活动与创作经验谈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当时的文学批评语境,如果仅仅是从单行本阅读这些材料,书评便成为一个孤立的文本,遮蔽了纷繁多样的文学批评原生态,以及与创作的共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