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理论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在西方研究学者中多有论述，20世纪70年代就有梵迪克(T.Van Dijk)、德莱斯勒(W.Dressier)等学者的作品问世。在中国，“文本”虽然在古代文论中可以发现有相似的概念，但是近代以来文本理论没有长足的进步。当代关于文本研究的论著发表数量虽然很多，但只有少数几篇论文有系统地论述，关于文本概念的内涵与外沿，至今没有权威的论断。笔者将就所发现的关于王国维的研究范围对于文本观念的扩展进行讨论。　　论文从文本的现代意义起，首先追溯了文本观念在中国的流变。与“文本”最为接近的是“文”这一概念，可以说，“文”所覆盖的范围曾经很广泛，南北朝时期的刘勰认为，日月星辰、河流山川、龙凤虎豹及人类的活动等都是天文、地文、人文。从文字的起源、发展与流变的过程可见，文字的承载物也相应不断沿革，从龟甲兽骨上的刻划，到熔铸于青铜器的铭文，再到凿刻于峭壁上的摩崖石刻、刀划的竹简木椟，直到纸的发明与传播、随着科举制度的深入影响，白纸黑字为“文”、狭义的文学为“文”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到王国维生活的时代，这一观念已经相当稳固也非常的陈旧了。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王国维所进行的研究包括甲骨、金石等复兴了古来有之广义的“文”的传统。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总结了王国维的研究工作:“一日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吾、猃狁考》等是也;二日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相互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史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是也;三日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是也。”陈寅恪先生对于王国维的研究作了一个绝好地概括，王国维突破了历史学家在故纸堆里寻找史实的局限，把文物作为重要的参照体系，他把这些时人看来不能称为“文”的文物也作为“文”，进行的就是一种文本考察。所以，王国维的研究范围对中国当时的文本观念作了扩展，是把古代的广义的“文”的传统的复兴，也成为近代广义上的文本概念的先声。　　王国维强调原始文献，尤其强调搜集和运用历代出土遗物，举凡甲骨、金石、封泥、陶器、古币、碑铭、简牍、故书、残卷等，都拿来与纸上之遗文互证相释。他考释的器物，都可以归于审美鉴赏的范围，归于艺术品的范围。王国维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封建社会经过数千年的延革走向了湮灭，礼器等物的实用价值正在消失，而非实用价值包括审美价值正在增长。王国维在考证这些器物的过程就是一个审美的过程，也是重新确认文本的工作。　　笔者取殷墟甲骨、殷周铜器和封泥这三类文本类型，分别置以“属天”、“留后”及“人世传达”的性质，甲骨占卜所用甲骨具有神秘与“通天”的特质，甲骨上的烤炙的裂纹与所刻划的文字一起共同写出了一段不可重复的“文”;青铜器以其坚固耐久来实现“子子孙孙其永为宝器”的目的，造型纹饰也是“文”的重要内容;封泥所用泥质根据印玺使用人的等级不同有等级之分，潜在表现出的乃是封建行政制度的威仪、是在社会活动中被认可的规则。最后，笔者还试图从符号的耐久性、书写材料与书写工具等三方面的不同，来分析三种文本在预制目的不同的背景下，通过何种表达方式来反映内容层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