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融资和股利分配是公司财务的重要内容。其中投资是公司创造价值的过程,也是公司财务决策的起点。在不完善的市场条件下,公司往往不能够实现最优化的资源配置,从而产生了非效率投资问题。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代理问题和融资约束是引起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根据现代财务理论,股利政策作为公司最优监督契约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功能：降低代理成本功能和信号传递功能,对应的形成了两种理论,即股利代理成本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因此,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可能会对投资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建立时间不长,各项机制并不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目前的股利政策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为：现金股利水平低、连续性差,并且现金分红和再融资资格密切相关。可见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状况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在国外已经成熟的股利理论在我国不一定成立,基于此本文主要考察了现金分红状况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以验证相关的理论在我国是否成立。本文首先收集整理了2000-2010年这十年间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数据,从整体上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派现状况,然后将自由现金流学说、股利代理成本以及信号传递理论和我国的现金分红状况相联系,分析了现金股利、自由现金流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四个假设。在实证检验部分,本文借鉴Richardson (2006)的构思,用预期投资模型的残差来衡量投资效率,根据假设内容建立了过度投资模型和投资不足模型,之后以2008-2010的数据为样本分别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本文根据对现金股利、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得出以下两个结论：内部自由现金流越多,企业的过度投资程度越严重；派发现金股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之间的敏感性。而对连续派现状况、自由现金流和投资不足进行回归得出以下结论：内部融资缺口越大,投资不足程度越大；以往年度连续派发现金股利并不能够弱化内部融资缺口对投资不足的影响。实证结果证实了股利代理成本学说,但是并不支持股利信号理论。本文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股利支付水平低、连续性差,长久以来投资者并不能从现金分红中获得满意的收益,导致投资者对分红并不敏感,在投资决策时并不重视派现状况,现金股利的治理作用并未充分的发挥。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规范现金股利的分配；完善股利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中小股东的话语权。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考察了现金股利对非效率投资—自由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丰富了股利政策影响企业经营的研究成果。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有利于发挥股利治理作用的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