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伊始，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重心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使得东部省份工业化进程加快，这一举措虽然带动了中国整体经济的腾飞，但也出现区域间经济两极分化的现象，导致工业空间分布严重失衡。地区产业分布严重失衡不利于经济平稳健康的发展。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增长的“新常态”，国家产业经济发展的重心开始向区域产业均衡发展方向转移。工业化发展初期，中国主要靠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带动出口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近年来，东部地区出现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用工荒”、制造业内迁等现象，这是否意味着东部省份的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不复存在？那么产业向欠发达地区的迁移又对中国制造业空间分布有怎样的影响？本文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设计，应该不仅仅是只关注整体经济的收敛情况，若忽视产业间的发展水平的收敛性，很容易导致误导性的区域发展政策。　　本文通过计算工业与服务业省际基尼系数与泰尔指数发现，工业劳动生产率省际差距呈现“倒U型”特征，即地区差距先扩大后缩小，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地区差距一直在扩大。使用事实数据本文还计算出近年来地方政府对于民生性支出加大了力度。虽然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市场为资源分配的主要力量，但政府对宏观经济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是毋庸置疑。本文在基于这样的经济背景下，试图从政府公共支出的规模、结构与劳动力跨省迁移的角度去解读制造业地区差距的特征，本文的研究旨在找到实现区域间制造业均衡发展的有效财政调节机制。　　本文使用定性和定量分析，主要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如下几方面的具体研究:　　第一章主要说明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阐述了文章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对文章的研究结构进行简要概括，揭示文章的研究创新与主要结论。　　第二章从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以及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的基础理论与经验研究进行梳理、总结。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发现，尚未有研究是从民生性支出、劳动力流动的角度对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收敛进行逻辑一致的框架下的解释，本文在这一方面弥补了以往研究的缺陷。　　第三章是研究公共支出对现代部门产业发展的影响。这一章主要作为下文研究的理论与事实基础及经济背景。首先通过大量事实数据发现近年来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民生性支出占比明显提高，基本建设与城市发展类支出的占比相应降低，此外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迅速，但却出现地区差距结构性分化的特征。进一步基于经验分析发现，中国地方政府基本建设支出与民生性支出对制造业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于服务业增长，民生性支出的增加起到了显著的拉动作用，此外，民生性支出还与制造业地区差距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在接下来的三章本文主要研究民生性基本公共服务类支出对制造业地区差距的具体作用机理，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地区差距，而是通过劳动力跨省流动作为传导中介对制造业近年来地区差距的收敛产生了作用。　　第四章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劳动力流动的技术结构的关系进行研究。本章在上一章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从民生性支出对产业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着手，重点从投入与产出两个角度研究了与民生支出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本章将劳动力区分为高技术与低技术两类。投入的角度是用财政民生性支出来衡量公共服务供给，产出的角度是用现阶段公共服务规模来衡量。通过实证分析表明，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迁移的目的会有很大差异，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仅仅会吸引高技术劳动力流入，但高技术劳动力的流入会通过外溢效应进一步吸引低技术劳动力流入，扩大城市化规模。　　第五章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对制造业地区收敛的影响。本章基于巴罗与萨拉伊马丁的经济收敛模型为理论基础，沿袭Rodrik(2013)纳入购买力平价方法的收敛模型对制造业分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区域间β收敛性质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2001年以前，中国制造业并未出现绝对收敛特征，2001年以后中国制造业省际差距出现了绝对收敛的特征;进一步加入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变量验证劳动力流动是否是引起制造业收敛的原因时，发现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在2001年以前具有扩大地区差距的效应，2001年以后加速了地区之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β收敛，这一现象与工业地区差距的“倒U型”特征匹配。　　第六章在基于第五章的分析后，探讨了劳动力流动促进地区制造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具体机制。本章从三个层次的实证设计对形成制造业收敛的内在机制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实证结果发现，第一，地区劳动力流入与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关性表现为“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这意味着，劳动力在某一地区内流入会先增加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达到某一峰值后，劳动力过度的流入最终会降低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也即在东部人口净流入省份中人口地不断流入会逐渐降低东部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而中、西部跨省人口流入较少的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相对较高，这使后发地区产生追赶的态势。第二，高技术流入劳动力对制造业发挥出了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了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人口流入地区如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制造业发展差距会扩大，但这仅存在于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会带来发达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与欠发达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生产率差距的扩大。第三，高技术劳动力流入的增加还会带动地区平均工资水平、房价的提高，出现技能溢价效应，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引起地区制造业收敛，并且虽然技术外溢效应的存在，但成本增长也同时降低了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增长，由技能溢价引起的地区制造业收敛主要表现在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将上述三个层次的实证结果综合对比，本章得到，当前制造业的收敛主要来自于由劳动力流动导致的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生产成本上升、利润降低从而引起制造业向内陆梯度转移。　　第七章是总结和启示。在前文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和归纳，提出政策性建议，并给出未来研究展望。在调节区域间产业平衡发展的公共支出政策的选择上，应进一步发挥要素流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要打破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壁垒，促进劳动力集聚的知识外溢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当前特别是要加快推进中西部省份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中西部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平和质量，引导资本和劳动要素向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动，创造地区间技术外溢、商业和贸易网络，增加了落后地区制造业技术模仿能力。在行政干预方面应积极发挥劳动力和住房市场的调控作用，减少对工资、城市化和住房市场的不必要行政性干预，使生产成本差异逐步转化为调控地区间产业转移的内在动力，实现区域间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本文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重要发现:　　第一，公共支出可以拉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增长，其中民生性公共支出对产业增长及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最为显著。　　第二，地区民生性支出水平的提高以及公共服务供给数量与质量的提高会吸引劳动力迁入，但只对高技术劳动力迁移产生直接影响;低技术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于地区工资的水平，但是高技术劳动力规模的增加会带动地区工商业与服务业发展，产生外溢效应，使更多低技术水平劳动力进城务工，从而扩大了人口城镇化的规模。　　第三，中国制造业在2001年以后出现了绝对β收敛特征，在此之前并未出现绝对收敛特征，制造业地区收敛背后的原因来自于省际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　　第四，劳动力流入不同时期产生不同的经济效应，高技术劳动力的流入从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方面高技术劳动力产生的技术外溢提高了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但高技术劳动力过度流入会带动地区整体房价与平均工资成本的上升，导致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出现产业内迁，形成了制造业区域间收敛的现象。　　本文的贡献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文尝试性的区分不同公共支出在带动产业经济发展与结构升级方面是否发挥出不同的作用，指出了在所有公共支出的结构中，民生性公共支出在现阶段对制造业增长与服务业升级的作用要明显大于其他类型公共支出。　　第二，本文为地区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倒U型”特征提供了逻辑一致性解释框架，即民生支出地区间差异化可以配置技能劳动力流入，发挥技能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技术扩散与技能溢价双重效应在不同的时期产生的不同的主导作用，带动制造业区域收敛。本文首次从公共服务、劳动力流动的视角解释制造业收敛。　　第三，本文阐明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应立足于生产要素配置的市场竞争规律，减少对人口和产业集聚、劳动力和住房市场的行政性干预，打破户籍制度壁垒，使地区间生产生活成本差异逐步转化为调控地区间制造业生产能力转移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