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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段时间两国之间的交流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甲午战争后,中日文化交流的流向有很大的改变,由原先主要的中国文化传向日本的趋向,变为日本文化单方面地流向中国。从而改变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他们惊讶地看到“蕞尔岛国”日本完成改良、实现富强,并希望向日本学习“变法图强”。但是,在当时中国社会,基本找不到精通日语的人才。因此,清政府在京师同文馆设置东文馆、开设日语课程,以培养日语人才,并派遣中国学生到日本学习,由此培养出一批精通日语的人才。与此同时,有识之士也开始逐渐关注日语。他们意识到,中国人翻译日文书籍,比翻译西文书籍简单,这能够使他们更方便地了解到藉以“变法图强”的西洋知识。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翻译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其中所涉内容颇为丰富。民国以后,由日本到中国的文化交流,仍然存在,只是其速度比晚清有所放慢。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日本侵略中国的意图更加明显了,便是其中之一。特别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对华《二十一条》,给中日文化交流史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本文认为,甲午战争以后,中日文化交流是从日本向中国的单向交流,其具体表现形式为,很多日语词汇及其附带的概念传至中国。在清末民初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上,中国人起初只是为了从日本引介西洋知识,而着眼于翻译有关西洋知识的日文书籍,而对学习日语本身并未投入太多精力,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意图的日益显现,中国国人开始注重研究日本这个潜在的敌人,因而开始重视日语学习,同时开始关注日语的“会话”。 本文以日语在华传播为研究主题,从教育和翻译角度展开论述,试图探讨和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努力探讨日语课程设立的历史背景,并论述教学内容。清末民初,日语课程的设立有两个背景:第一,在《马关条约》等的交涉过程中,中日两国之间产生了严重的语言问题;第二,中国人试图通过日本获得西洋知识,以便变法图强。后者主要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1920年代。日本人翻译了大量的西文书籍,中国人认为将其译本(即书面日语,汉语所说的文言体)翻译成中文即能更快地获得西洋知识,因为掌握日语比掌握西语更加容易。因此,中央政府及中国知识分子关注日语的汉文训读法,而设置日语课程作为第二外语。 第二,论述日语课程的师生问题。首先,京师同文馆东文馆的首位日语教习是中国人唐家桢。本文通过细致的考证,认为他和另一位教习张文成是留日中国学生的嚆矢。其次,探究京师同文馆东文馆学生与戊戌维新的关系。在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及新式学堂中,日本人担任各种课程的教习,时称“日本教师时代。”本文以服部宇之吉、岩谷孙藏、渡边龙圣和吉野作造为例,运用大量日本资料细致分析他们的贡献。 第三,考察清末民初中国人编纂的日语教科书。目前学界对《译文须知》一书基本没有研究。笔者在介绍其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对该书进行深入分析,特别考证了其编纂年代。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把日语教科书分为“和文汉读式”和“汉文和读式”,并论述其编纂方式变换的背景与“和文汉读式”存在的问题。这种不利影响亦表现在日语考试的模式上。另一方面,随着日语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人对某些日语词汇难以理解的情况逐渐增多。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人编纂了各种辞典。笔者介绍了这些词典的基本内容,并对编纂动机等问题作了分析。此外,笔者还关注了“教科书”这个词汇,论述了它如何传至日本,而后又通过什么途径传到中国并广泛使用的问题。 第四,集中讨论了以报纸和杂志作为载体的日语传播问题。在中国人出版的报刊中,《时务报》最先集中登载译自日文的内容。《时务报》所载内容反映了中日两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其中关于西方列强的文章数量较多。鉴于精通日语的人才异常匮乏这一现实,熟悉汉文的日本人承担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同时,有的日本人还帮助培养了中国的日语人才。另一方面,随着从日本学成归来的中国人逐渐增多,他们组织翻译团体,并积极翻译出版日文书籍。在清末民初,这些翻译出版物对日语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此外,日本人还在中国出版报刊杂志。随着日本在中国权益的扩大,日本人的报刊也扩展了其出版范围,但一般只在租界内出版,读者也主要日本人为主。总之,日语通过各种途径传播至中国,并给中国社会带来深远影响。此外,笔者还关注“帝国”一词,论述了其在日本和中国的具体流播情况,指出“帝国”一词在近代中国的使用,是一种“战略上的现象”。尤其是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出于发展战略上的考虑,开始频繁使用“帝国”一词,并且赋予了其浓厚的政治意涵。 具体而言,本文正文共分为五章,另有导论和结论。导论以历代王朝编纂的正史为主线,梳理中国古代的日语传播情况。 第一章主要考察新式学堂的日语课程及师生状况,并揭示中日两国的语言交流问题。笔者以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及湖北自强学堂为例,对其设立背景和师生状况进行分析。笔者特别以梁启超为例,论述了他对日本的认识变化及关注日语的过程。 第二章主要考察清末教育制度与日语传播问题。以预备科和速成科的日语课程为具体线索。 第三章重点探讨清末民初的高等教育的日语课程。以分科大学堂和北京大学为例,并论述北大东方文学系与日本政府的关系。 第四章探讨的重点是日语教科书与各种词典。笔者以代表性的教科书《和文汉读法》为典型进行分析,并揭示该书产生的影响及“和文汉读式”等问题。此外,笔者还通过对教科书的有关资料进行详细分析,论述了“教科书”一词的传播过程。 第五章主要考察报刊和日语传播的影响问题。本章对《时务报》的“东文报译”栏目进行详细分析,揭示基本内容及背景,即探究翻译者古城贞吉的思想及中日两国人民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对日本人创办的报刊也进行了同样的处理,揭示日本人的报刊与日本对华侵略的关系。 结论部分则对全文讨论的内容作了简单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