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段时间两国之间的交流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甲午战争后，中日文化交流的流向有很大的改变，由原先主要的中国文化传向日本的趋向，变为日本文化单方面地流向中国。从而改变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他们惊讶地看到“蕞尔岛国”日本完成改良、实现富强，并希望向日本学习“变法图强”。但是，在当时中国社会，基本找不到精通日语的人才。因此，清政府在京师同文馆设置东文馆、开设日语课程，以培养日语人才，并派遣中国学生到日本学习，由此培养出一批精通日语的人才。与此同时，有识之士也开始逐渐关注日语。他们意识到，中国人翻译日文书籍，比翻译西文书籍简单，这能够使他们更方便地了解到藉以“变法图强”的西洋知识。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翻译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其中所涉内容颇为丰富。民国以后，由日本到中国的文化交流，仍然存在，只是其速度比晚清有所放慢。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日本侵略中国的意图更加明显了，便是其中之一。特别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对华《二十一条》，给中日文化交流史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本文认为，甲午战争以后，中日文化交流是从日本向中国的单向交流，其具体表现形式为，很多日语词汇及其附带的概念传至中国。在清末民初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上，中国人起初只是为了从日本引介西洋知识，而着眼于翻译有关西洋知识的日文书籍，而对学习日语本身并未投入太多精力，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意图的日益显现，中国国人开始注重研究日本这个潜在的敌人，因而开始重视日语学习，同时开始关注日语的“会话”。　　本文以日语在华传播为研究主题，从教育和翻译角度展开论述，试图探讨和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努力探讨日语课程设立的历史背景，并论述教学内容。清末民初，日语课程的设立有两个背景:第一，在《马关条约》等的交涉过程中，中日两国之间产生了严重的语言问题;第二，中国人试图通过日本获得西洋知识，以便变法图强。后者主要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1920年代。日本人翻译了大量的西文书籍，中国人认为将其译本（即书面日语，汉语所说的文言体）翻译成中文即能更快地获得西洋知识，因为掌握日语比掌握西语更加容易。因此，中央政府及中国知识分子关注日语的汉文训读法，而设置日语课程作为第二外语。　　第二，论述日语课程的师生问题。首先，京师同文馆东文馆的首位日语教习是中国人唐家桢。本文通过细致的考证，认为他和另一位教习张文成是留日中国学生的嚆矢。其次，探究京师同文馆东文馆学生与戊戌维新的关系。在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及新式学堂中，日本人担任各种课程的教习，时称“日本教师时代。”本文以服部宇之吉、岩谷孙藏、渡边龙圣和吉野作造为例，运用大量日本资料细致分析他们的贡献。　　第三，考察清末民初中国人编纂的日语教科书。目前学界对《译文须知》一书基本没有研究。笔者在介绍其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对该书进行深入分析，特别考证了其编纂年代。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把日语教科书分为“和文汉读式”和“汉文和读式”，并论述其编纂方式变换的背景与“和文汉读式”存在的问题。这种不利影响亦表现在日语考试的模式上。另一方面，随着日语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人对某些日语词汇难以理解的情况逐渐增多。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人编纂了各种辞典。笔者介绍了这些词典的基本内容，并对编纂动机等问题作了分析。此外，笔者还关注了“教科书”这个词汇，论述了它如何传至日本，而后又通过什么途径传到中国并广泛使用的问题。　　第四，集中讨论了以报纸和杂志作为载体的日语传播问题。在中国人出版的报刊中，《时务报》最先集中登载译自日文的内容。《时务报》所载内容反映了中日两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其中关于西方列强的文章数量较多。鉴于精通日语的人才异常匮乏这一现实，熟悉汉文的日本人承担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同时，有的日本人还帮助培养了中国的日语人才。另一方面，随着从日本学成归来的中国人逐渐增多，他们组织翻译团体，并积极翻译出版日文书籍。在清末民初，这些翻译出版物对日语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此外，日本人还在中国出版报刊杂志。随着日本在中国权益的扩大，日本人的报刊也扩展了其出版范围，但一般只在租界内出版，读者也主要日本人为主。总之，日语通过各种途径传播至中国，并给中国社会带来深远影响。此外，笔者还关注“帝国”一词，论述了其在日本和中国的具体流播情况，指出“帝国”一词在近代中国的使用，是一种“战略上的现象”。尤其是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出于发展战略上的考虑，开始频繁使用“帝国”一词，并且赋予了其浓厚的政治意涵。　　具体而言，本文正文共分为五章，另有导论和结论。导论以历代王朝编纂的正史为主线，梳理中国古代的日语传播情况。　　第一章主要考察新式学堂的日语课程及师生状况，并揭示中日两国的语言交流问题。笔者以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及湖北自强学堂为例，对其设立背景和师生状况进行分析。笔者特别以梁启超为例，论述了他对日本的认识变化及关注日语的过程。　　第二章主要考察清末教育制度与日语传播问题。以预备科和速成科的日语课程为具体线索。　　第三章重点探讨清末民初的高等教育的日语课程。以分科大学堂和北京大学为例，并论述北大东方文学系与日本政府的关系。　　第四章探讨的重点是日语教科书与各种词典。笔者以代表性的教科书《和文汉读法》为典型进行分析，并揭示该书产生的影响及“和文汉读式”等问题。此外，笔者还通过对教科书的有关资料进行详细分析，论述了“教科书”一词的传播过程。　　第五章主要考察报刊和日语传播的影响问题。本章对《时务报》的“东文报译”栏目进行详细分析，揭示基本内容及背景，即探究翻译者古城贞吉的思想及中日两国人民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对日本人创办的报刊也进行了同样的处理，揭示日本人的报刊与日本对华侵略的关系。　　结论部分则对全文讨论的内容作了简单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