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语言是一种结构。他认为,语言属于符号系统,它是符号系统中最微小的部分,一切符号都可以分为“能指者”与“所指者”,就是说,一切符号都毫无例外的包含着“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政治作用下的“文革版画”也不例外,它是一种多层次的结构,这种结构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它的能指与所指的特殊性。索绪尔符号学理论的语言背景虽然是西方,但它同样适合于东方背景,因为人们的有些语言是相同的。因此,它也适合于解析政治作用下的“文革版画”。近年来,随着“文革热”的兴起,“文革版画”中的一些形式与符号被重新关注并置入作品中,呈现出全新的生命力,比如王广义、岳敏君等政治波普艺术家的作品,在艺术作品中对“文革版画”中某些形式与符号元素的应用,构成了新时期政治波普艺术的形式与符号；又如张晓刚的《血缘·大家庭》系列作品,从“文革”时期的旧照片中获取灵感来源,经过精心修饰后,作品赋予其新的时代品格,这些新时代的典型代表作品,都不同程度的能唤醒人们的“文革”情结,并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从研究现状看,关于“文革版画”中形式与符号化的研究较少,把“文革版画”与索绪尔符号学理论相结合的系统研究几乎空缺。所以,本人希望通过本课题,试图研究“文革版画”与索绪尔符号学理论的联系性。本论文主要是对“文革版画”中形式与符号化语言的形成进行探究,以政治作用及索绪尔符号学理论作为背景,发掘形式与符号化的规律。文章在论述过程中将以“文革”美术史、索绪尔符号学理论以及格式塔理论作为基础,从时间和逻辑层面分别考察,同时兼顾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的有机统一性,最后在形式与符号的铺垫与陈述中,寻找并呈现与当下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