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俗语义是语义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它反映使用该语言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情风俗,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即语义在反映概念意义的基础上增添了附加的民族文化色彩,离开了民族文化背景,难以理解语言单位的含义。”(王德春1997:122)国俗语义研究涉及客体、文化、认知、语义四个方面。认知是语义形成和延伸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以认知的方法对国俗语义进行阐释,可拓宽国俗语义研究的视野。这项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是认知语言学对国俗语义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即意义存在于基于认知模式而形成的概念系统中,是从语言符号到认知实体的映射,并且也是心理、文化、社会、生态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反映。概念语义的延伸或转移是通过隐喻、转喻实现的。本研究共分四个方面:一是国俗语义的性质;二是国俗语义产生的基本框架;三是国俗语义的建构;四是国俗语义的理解。从语言单位与其文化语义的关系上看,国俗语义表现为语言单位在反映概念意义的基础上附加的民族文化色彩,即在民族心理、民族习俗、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背景下,伴随概念义而存在的语义延伸或转义,这些转义或引申带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色彩。因此,国俗语义的本质属性为语言单位的民族文化附加性,分别表现为国俗语义的民族文化独属性、差异性、近似性、融合性。从认知角度考察,通过对英汉两种语言国俗语义的归纳、对比分析,揭示了基本范畴词语和社会范畴是国俗语义的主要承载者,不仅最容易被掌握也最容易产生文化转义。从语言体系内部考察,语言单位中的词、词组、熟语和言语单位的交际用语、语篇均具有文化语义附加性。国俗语义,就其形式来说,产生于言语之中,主要源于言语修辞、民俗语言以及交际用语。就其内容而言,是民族文化性和认知的联想性的体现。国俗语义的产生一方面受民族文化因素如民族心理、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发展的促动;另一方面也受基于民族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的促动,通过联想依据某文化下事物间的相似、接近关系,在隐喻和转喻等机制作用下发生的。据此我们得出了分析国俗语义的文化与认知的统一框架,即国俗语义的产生是文化因素和认知模式的双重作用的结果,是认知主体在某一文化背景下对客体概念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