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欺诈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具有刑事可罚性，这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但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诉讼欺诈行为的概念未形成统一认识，并且对其定性具有很大分歧意见。本文对国内比较流行的诉讼欺诈行为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对典型的诉讼欺诈应该具有的四个法律特征进行了总结，对广义诉讼欺诈行为和狭义诉讼欺诈行为进行了比较，并力图从狭义概念入手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问题进行辨析。在狭义诉讼欺诈行为概念之下，首先对诉讼欺诈的罪与非罪的两种观点进行了阐述，在认为诉讼欺诈构成犯罪的基础上，对目前国内比较流行的对诉讼欺诈行为的不同定性：诈骗罪、敲诈勒索罪、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或者妨害作证罪等逐一进行了阐述。为了对诉讼欺诈行为进行明确定性，本文对相关的三个问题做了必要的厘清：一是以“诈”为手段，究竟是诉讼诈骗还是诉讼欺诈?二是狭义诉讼欺诈行为侵犯的是单一客体还是双重客体?三是诉讼欺诈是否符合普通诈骗罪的特殊形式，即三角诈骗。通过对相关问题的深入剖析，作者认为，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依据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及罪责刑相一致原则，对诉讼欺诈行为以诈骗罪、敲诈勒索罪、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或者妨害作证罪等定罪处罚均有不妥之处。通过以上分析，理论上对诉讼欺诈行为的概念、性质认识非常不一致，这就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不利于统一、正确适用法律。对于诉讼欺诈行为，能否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以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等罪名定罪处罚，已成为当前刑事司法无法回避并亟需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笔者认为，现实生活中，诉讼欺诈行为的危害性已经超出了社会容忍的限度，立法机关当然应该对其进行犯罪化立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从罪、责、刑相适应的角度看，与其以五花八门方式定罪量刑，不如以一罪加以规范，建议增设“诉讼欺诈罪”。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笔者对诉讼欺诈罪的犯罪构成的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应当具备的特征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对罪与非罪的界限和标准在法理基础上做了初步的区分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