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社会逐渐形成了三种风格鲜明的不同歌曲创作阵营及欣赏群体，“黎派歌舞”（黎锦晖创作的通俗音乐歌舞剧）作为其中之一，由于对于生命感性的前卫开辟，而与当时文化观念、道德观念等的相违，而遭到极端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和排斥，以致黎锦晖自己落得了“黄色歌曲”鼻祖的称号，在音乐历史上留下了一道深刻的道德评判。直至2001年，人们在新文化观念、新的心理接受中终于给黎锦晖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黎锦晖成为流行音乐的首创者，继而淡化了之前的黄色歌曲首创者。中国大陆对黎锦晖“黄色歌曲”的研究按时间顺序，划分为三个阶段，即雅俗辩、中西论时期：20世纪20年代起至建国前；“谈黄色变”即“黄色歌曲”冠名期：建国初期起至20世纪末；“黄色歌曲”的重新认识和定位期：21世纪开始至今。以接受美学视域，黎锦晖“黄色歌曲”在接受过程中备受争议，与不同时代的不同接受者有着重大的关系，也即这个过程实则是以音乐接受者（类似文学作品中的读者）为中心的意义变化；此外，还与其歌曲的文本张力有关，例如歌曲、歌词作为音乐文本留给接受者无穷想象空间，具体表现有《毛毛雨》：通俗中的自然美学留白张力；《桃花江》：内容与形式异变所致的美学留白张力等。在传统道德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期待视野在黎锦晖“黄色歌曲”的接受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受众在接触“黄色歌曲”之前，已有对它的期待，如果无法满足则会相应地减弱甚至贬低“黄色歌曲”的价值。具体表现在黎锦晖“黄色歌曲”对精英期待视域的违逆；对市民大众期待视野的满足。黎锦晖“黄色歌曲”的接受过程是一个社会整体道德机制嬗变过程的表征，道德嬗变又有一个社会心理、个体心理以及特定的音乐接受中音乐环境互相影响的机制。因此，对黎锦晖“黄色歌曲”接受嬗变中道德审美的反思应回到当时道德审美中社会心理与个体心理的关系、道德审美中的音乐环境与社会心理关系、道德审美接受中的音乐审美与个体心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