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哈托下台后,印尼以“大爆炸”的方式开始了权力下放的改革实践,地方自治制度成为了新的国家治理框架并深刻地改变了印尼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面貌。然而在印尼,地方分权改革并没有充分发挥激发地方经济活力和吸引外资的效果,由于改革不完善衍生出的种种问题,反而给外国投资者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下前往印尼投资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增多,研究印尼地方分权改革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仅可以加深对印尼国情的认识,也有利于为外资项目的本地化推进提供一些经验参考。研究发现,印尼的地方分权改革是在国内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背景下,为了回应国内的改革要求而仓促进行的自救行为。自1999年颁布分权法案以来,印尼的地方分权改革已经持续了二十年,期间分权法案曾经历了三次主要的修改,内容涉及政治权力下放、地方政府职责分工以及地方财政分权改革等问题,但在实践中改革仍存在地方腐败、地方职责与财政分配不平衡、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等一系列挑战。通过雅万高铁项目的案例分析发现,在地方分权背景下,地方过大的自治权、复杂不一的地方法规、地方政府职责与经济利益的失衡等问题都使得高铁项目在行政许可、征地以及环保问题上遭遇了重重困难。但是,得益于印尼中央与地方政府努力解决双方的法律、权力冲突和积极协调合作,加上项目投资方与地方政府的频繁沟通,项目最终得以顺利攻克难关。雅万高铁项目的经验也表明,投资者应正确认识印尼地方分权体制下的国情、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沟通以及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增强当地民众的信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