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和教育政策制定之间的隔阂由来已久，大部分研究都被认为没有对政策产生任何影响，而“为什么不能？”，答案难以穷尽。本文试图从正向的视角及行为调整的情境出发，通过剖析几个对教育政策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案例，描述研究影响政策的真实过程、影响路径及深层次机制。　　研究选择的三个案例分别是“教育经费占 GDP4％”（简称“4％研究”）、“高等学校内涵式发展”（简称“内涵式发展”）以及“退役军人教育资助”。通过经验性资料的获取详细描述了三个案例中研究影响教育政策的过程和特征，从研究进入政策的不同阶段入手，阐述每个阶段研究进入的障碍、冲突和存活下来的理由，重点突出描绘“政策机会”的重要性和政策企业家的作用。　　受金登对“政策之窗”研究思路的启示，本文对我国教育研究影响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策机会进行了重点探讨，对研究人员识别政策机会进行了重点关注。本文认为在研究影响政策的过程中，“政策机会”是根据给定的条件采取行动的时机，有一个不断生成和识别的过程。政策行动的各个阶段，都为研究影响政策提供了机会。政策机会不能仅仅视作等待发现的客观存在，还应视作主观创造的存在。政策企业家们通过自己创造机会去影响决策，在研究利用的过程中他们不仅需要正确地识别机会，还需要避免抓住错误的机会。并且只有在每个阶段都抓住机会才能在最后进入决策议程，影响政策。本文将研究与政策制定之间的互动分为三个阶段。详细探讨了研究如何利用政策机会从饱含大量竞争方案、经验、惯例、偏见的政策原汤中的浮现，如何参与各方争辩达致政策共识，以及最后如何进入决策议程并最终与决策者想法取得一致性，获得决策者的认可和批示。　　本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如下:　　我国教育政策对教育研究的利用方式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主要是从随机性较强的散点式利用，发展到专题跟踪型的线式利用，继而发展到目前大范围的面式利用。与目前巨大政策市场需求相比，教育研究供给还存在较大的缺口。研究供给和政策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为研究影响政策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政策机会。　　政策需求不仅提供了研究的政策机会，同时直接决定了研究利用的路径和方式。政策需求是多样的，研究影响政策的路径也体现出“条条大道通罗马”的多样性。然而在众多路径中，有四个坐标始终存在，它们是政策制定者的个人想法、工作概念、政策概念和政策方案。决策者的个人想法是研究影响政策的起点也是终点。研究可以把决策者的个人想法发展为工作概念、政策概念以及最后制定出政策方案;也可以把成套的工作方案向上渗透，使它们进入决策者的个人想法之中，然后再转化为政策方案;还可以是一边根据个人想法发展倾向性政策意见，另一边制定成套的政策方案，然后集中形成政策概念;这三种路径即从上至下的路径、从下至上的路径和中间扩散的路径。　　不管选择何种路径，都有三种机制在进行内在的推动，这三种机制分别为:理性化机制、平衡性机制和工具化机制。理性化机制即把个人想法加以论证，用研究分析来增补和谋求个人经验的理性，继而谋求其合理性。平衡性机制即研究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在各方利益讨价还价的场所中，可以整合各方的观点，并兼以长期规划的方式来平衡各方的利益，降低彼此的冲突，从而达成政策的共识。工具性机制，是指把政策条文具体化、操作化，以专业知识衡量政策的成本和收益，详细制定每一步政策方案，对方案的实施进行评估和反馈。三种机制如同铁路的扳道工，决定着研究路径与政策路径的结合坐标，也决定着研究影响政策的方向。而政策机会贯穿在整个研究影响政策的路径之中，它从更上位决定着三种机制生效的时间、空间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