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司法制度处于中国封建法制史的前后交替之际，研究其发展流变，既可窥视其因袭源流，又可看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法制史的发展趋势和动向，对于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也有所借鉴和启迪。 社会安定是任何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前提。五代是一个战火硝烟、纷呈动荡的混乱时代，当时藩镇割据，各独立政权之间相互火并，朝代更迭频繁，如此乱世要能严格地执行司法制度，是难以设想的。但是，唐代前期完备的法制为五代各朝提供了借鉴，也为其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因此，五代各朝纷纷颁布法书，订立法典，昭示天下王朝的更新。在法书方面，五代继承了唐代后期的发展趋势，编敕日渐增多，分类编纂法典的形式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刑法方面，五代时期敕的地位日益突出并逐步占据重要地位；与唐代刑法相比，也轻重不一，且民事法律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以上是五代时期执行司法制度的社会背景，司法作为一种程序法，是实施、运用法制的过程，在法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五代时期的司法制度承唐启宋，既有所因袭，又有所革新。具体而言： 起诉制度方面：仍与唐宋一样，起诉方式分为告诉、告发、举劾三种；诉讼程序分为逐级上诉、起诉和直诉；受诉机构，中央主要是御史台，地方为府、州、县的各级法司，且有一些限定条件；对词状的书写也有规定，严禁匿名告状；虽然五代各朝政府鼓励百姓告发犯罪，但是严禁诬告和妄诉。这一时期的起诉制度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如：军事机构参预纠察行列、军事司法机关诸如马步司也有权受理民事案件、出现新的负有一定纠察之责的使职官一巡检使，在上诉程序方面，后唐承认越诉为合法行为等。 证据制度方面：五代时期的证据分为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两大类，证据在断案中的决定作用日益明显，当时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证据形式一验状，即医生的鉴定结论也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检勘制度在唐代的基础上，逐步走向成熟。 且 审判制度方面：五代时期的审判管辖有级别管辖和地区管辖之分；审判期限因史料缺乏，难以详细确考，但五代各朝皆要求尽快结案，不得拖延滞留；审讯期间，要求长吏亲审；拷掠时，其刑具、拷掠的杖数、对象皆有限定，且实行拷讯责任制：在结案之后，援法定罪之前，还差官录问，以防止冤滥；五代时期实行鞠歉分司；死刑覆奏制与唐相比，变化较大。这一时期的突出现象为：地方司法机关的审判权限比唐增大；军事司法机关审理民间案件：审判过程中，回避制度的执行不严格：全国刑具混乱，没有统一的标准；死刑覆奏程序大大简化，由唐代的三覆奏、五覆奏变为一覆奏，京城之外的地方甚至根本不覆奏等，这些与整个社会局势的混乱动荡密切相关。 强制措施方面：主要包括缉捕或逮捕、监禁，其中，五代时期参与缉捕的机构或官员众多，出现了新的缉捕官吏一巡检使，军队参与缉捕工作较为常见，体现出军警不分的特点。 执行制度方面：五代时期刑分五等，即答、杖、徒、流、死。其中，折杖刑在当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还出现了新的流刑种类，即配隶和刺配，行刑丰法残酷，肉刑逐渐复活等，对后代刑罚所起的消极作用无法估量。 监狱制度方面：五代时期京师监狱主要有御史台狱、军巡院狱、侍卫狱等，地方州县也皆置狱；对囚犯的管理、诸如看管囚犯、对罪囚的饮食供给、监狱卫生的洒扫等规定较为完善：且狱具众多。此时的突出成就是后唐时期病囚院的设置，给罪囚的生命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在司法建设方面：五代时期恢复久已停废的明法科，要求官吏必须熟悉法典，加强司法官员的选任和司法监督，并制定一系列奖惩措施等，但收效甚微，其根源就在于缺乏推行这些措施的良好社会环境和氛围。 总之，五代时期的司法制度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军事色彩浓厚；第二，其承唐启宋的过渡性明显；第三，司法官员素质低下、司法黑暗，史上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