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救赎早已成为现代美学上的一个热门话题。但其本身却是非常的含混和复杂的。宗教衰落后,审美代替宗教,来承担对人生和现实世界的救赎功能,但正如刘小枫指出的,“无论何种审美主义,仍然是一种理念化的思想建构,即经营的是感性的本体论和此岸的理念论,它与自己攻击的对象只是在立足点上的不同。”①也就是说,审美救赎依然是模拟着宗教拯救的模式,没有逃脱“二元景观的影子”,在走一种“拟上帝化”的道路。审美主义者所推崇的情感、意志、爱欲等,是另一种维度的形而上学。宗教、哲学认为这个世界最终向一种绝对理念、精神发展,而审美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本该是艺术的、浪漫化的,世界最终会是诗人纯粹情感浪漫化、诗化的实现。但这只是审美救赎的一个层面,或者称为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审美救赎。它依然渴求一种绝对的、永恒的维度和关怀。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救赎,美学上称为审美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艺术的自律,即艺术只遵循自己的形式规则,“为艺术而艺术”。但从唯美主义诗学开始就有了另一个主体,即现世人生的救赎,即人生也要如艺术一样“自在作为”。审美现代性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为感性正名,美学之父鲍姆加同的经典论断,“美学的目的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②康德的美是合乎主观目的的对象的纯粹形式,所以美学又被称为“感性学”。但绝对不是世俗社会的对感性的追求和沉醉,不论如何感性认识的目的都是情感的的丰富和精神的提高,是从感性到精神,而不是精神沉迷于感性之中。所以唯美主义者的感性狂欢与他们所坚持的审美理想是偏颇的。现代学者关注和研究最多的是从康德、席勒、谢林、施莱格尔到叔本华、尼采为止的德国浪漫主义美学和30年代以阿多诺、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审美救赎思想,可以说,分别代表了审美救赎的两个方面,一种是古典、浪漫式的,一种是现代主义的。而王尔德的时代—19世纪末—正处于古典现代的过渡期,所以他对审美与人生的理解,就具有浓重的古典气息和反叛的现代色彩。与学院派哲学家不同,他是以身实践的,虽然没有德国哲学家那样深刻的思辨性,而且他的批评理论大多是随笔、点评、谈话式的不成系统,但是对其审美理论的开掘还是有必要的。王尔德审美救赎理论是极端的,而且有着深刻的矛盾的,但也有着自身的特色,基本上是一种诗人的强烈的自救。在反抗理性的专制为感性正名方面,容易走向感性的偏狂。在艺术与宗教方面,前期是艺术和审美的宗教化为主导,也暗含着对宗教的审美态度；入狱后,却是宗教的审美化,但都是为了给“心性寻找一个自我实现的方式”。在生活上摇摆在一种审美的生活态度和审美化的生活之间。但审美救赎在他那里不论是精英的、诗人的人生的艺术化,还是世俗的生活的艺术化,都是在渴望一个新的理想的生活模式和自由主体的出现。论文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王尔德审美救赎理论的生成的背景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并对其生成的原因进行分析和解答。第二部分主要对其审美救赎理论的主要方面进行建构,包括形式的宗教、审美的慰藉、人生的而艺术化、生活的艺术化、基于人生艺术化实现的乌托邦精神。第三部分主要是对王尔德审美救赎的张力和影响,即形式的两个层面,即艺术的形式即是相对于宗教的绝对形式而言的相对的形式,发挥着相对的救赎能力,即只有拥有“形式能力”的诗人,才能在艺术的形式中实现自我的救赎。另一方面形式也指艺术的感性形式,可以是纯粹的,也可以是世俗的、欲望的,既可以通过由纯粹形式的审美,到精神的提升,也可能是精神沉醉和麻木于感性形式之中。工尔德的审美救赎理论的影响,其实最主要的不是因为他的理论,而是因为个人魅力,他的人生就是一件充满传奇色彩的艺术品,是生活艺术化的典型。所以一些现代、后现代学者,研究艺术与人生、人生的关系时就会追溯到他。而在理论上它主要悖论式的言语,被认为提前说了尼采。罗兰·巴特等要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