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忠”观念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春秋中前期至战国后期，为“忠”观念产生、发展与绝对“忠君”观念出现时期；战国后期至南宋，为绝对“忠君”理论形成、完善及其推广实践时期；南宋至清，为绝对“忠君”成为群臣的主要道德规范时期。君主与臣属对“忠”观念的接受并不同步。春秋战国时期，君主对于“忠”观念主要以被动接受为主。战国末期绝对“忠君”观念出现后，君主开始主动接受并积极运用。由汉武帝开始，君主则逐渐扮演了极力“宣扬”绝对忠君观念的角色，而且越来越成为这方面的主角。春秋战国时期，士人本来是“忠”观念的提出者与传播者。但绝对“忠君”观念出现后，大部分士人不再积极宣扬，其本人甚至也不愿接受，而仍然坚持相对“忠君”观念。直至南宋理学家最后完善了绝对“忠君”理论，帝王也用尽方法推行这种理论后，他们才在毫无选择地情况下，被动地接受了这一观念。“忠君”观念主要是发生于君主与臣僚之间的二维互动关系，百姓并没有“忠君”义务。　　 自春秋战国至清代，“义”在保持其基本含义“宜”的同时，具有忠君、孝亲、尊长等多重外在体现，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及人伦道德的复杂化，其外延也不断扩大。“忠”、“义”连缀现象至迟出现于东汉前期，具有偏义复词“忠”、对上“忠”与对同一等级人“义”以及偏指“义”等多种含义。历代正史忠义传之“忠义”的含义大体以《新唐书》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具有对上“忠”与对同一等级人“义”的双重表现，第二阶段是官僚对上“忠”与平民对上“义”的共同组合。　　 清代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人的忠义观各不相同，其表现也不同。清初面对“华夷之变”，群臣除一部分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后，也毅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外，生存下来的，一部分比较珍惜生命，看重功名利禄，选择了投降；一部分满怀对明朝的忠贞，坚决抗清，直至牺牲在疆场；另一部分在复国无望后，拒不出仕。由于清朝统治者推行“薙发”、“圈地”、“投充”等一系列民族压迫政策，平民纷纷打起明旗号，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清斗争。在各地抗清斗争中，士人积极参加并主动担当了发起者与组织领导者的角色，起了较大的作用。各地抗清斗争及“三藩之乱”平定以后，清政府的统治进入和平安定时期。承平时期，官员的忠义观主要体现在忠于职守方面。士人也基本放弃了抗清思想，但仍有部分人存有对前明的故国之思。这一时期，百姓也大都安分守己，不再有反清思想。清朝后期，面对外族入侵，部分有识之士重新站出来号召反对清政府的统治，但绝大部分臣民却不为所动，所思所想多为“世受国恩，当以死效忠”，遇到社会纷乱，也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为先。因而，有清一代总体而言臣民越来越趋向于效忠清廷。《清史稿·忠义传》所记均是绝对忠于清廷之人，其忠义观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武将为国家甘愿马革裹尸；文官积极守城、坚贞不屈，为国事不避艰险；官员以它事被执不屈、在籍搢绅及平民于敌军进犯时拒不投降或奋起抵抗；臣民于君主的尊严遭到践踏，或君主抑或主人谢世后自愿殉亡。　　 《清史稿·忠义传》在编排方式与内容方面，将大量人物置于附传，一方面增加了入传人数，另一方面将同一事件或同一战役的人物附于某一或某几个主要人物之后，可免于重复介绍事件背景及发生过程，从而节约了大量篇幅。就人物编排而言，总体以时间为序，兼顾事件类型。具体至每一卷或某一事件，第一至三卷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第四至七卷按人物类型记叙，其中第四、五两卷所收多为殉亡之地方守土官，第四卷以按察使、道员与府一级官员居多，第五卷主要为州、县官与典史。第六卷基本均为镇压太平军过程中死难的武将。第七卷主要为抗击太平军之各地绅民与回籍助防之在外为官之人。第八、九两卷基本依照时间顺序编排。第十卷则主要依照地域编排。《清史稿·忠义传》对大部分人物的描写，均非简单罗列其生平事迹，而是将原始史料中对传主官职升转的详细介绍蔽之以三言两语，而后重点讲述其所立功绩及死事情状，并且注意通过语言、行为等细节描写突出传主的忠义情怀，从而表明其作为忠义类传的特点。此外，还注意在原始史料的基础上添加相应的背景，从而使所叙之事显得因果整合，脉络清晰。当然，它也存在主次不分、详略不当、叙事失实、内容前后不符等问题。　　 《清史稿·忠义传》的史料主要来源于《清国史》、《国朝耆献类征》、几部《碑传集》、《辛亥殉难记》、《辛亥殉节录》等，也参考了《浙江忠义录》、光绪《湖南通志》所引用之《褒忠录》、《庚子京师褒恤录》、《昭忠录》、《忠义纪闻录》以及单篇传记等等。　　 《清史稿·忠义传》的选人标准，以对清政府统治影响较大的战事为主，并根据人物的身份及死事状况而制定，主要表现为：武将勇烈较著、文官恪尽城守、以死殉主、以死勤事、当时未死难、临危授命、拒不降敌、鼎革殉节等。根据这些标准选出的人物基本比较全面，一方面充分考虑到了战争本身的因素，在以影响较大的战事为主的同时，兼顾其它战役。另一方面，全面照顾到了死事原因不同的各类人物。其选人方面的另一个值得称道之处，是所选人物大都较有代表性。另外，将对外战争死事之人作为重点收录对象，也是其选人方面值得肯定的一点。至其选人不足，一方面表现为个别影响较大的战事未涉及或涉及较少，另一方面个别主要功绩不在殉节方面的人物予以收录，而部分有忠义实绩者却未加搜采，个别人物的事迹也不能很好地诠释“忠义”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