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新古典增长模型,还是内生增长模型,都从不同的角度成功解释了各国经济增长的问题。作为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新的发展,Hesieh和Klenow(2009)提出了要素错配理论,他们认为只要将现有的资源进行更合理的配置,全要素生产率就能获得可观的增长。本文延续Hesieh和Klenow(2009)、Brandt等(2011)对要素错配的定义及其模型框架,测算了 2003～2015年中国跨区域、跨部门要素错配程度,分析要素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同的是,本文在原有的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时变弹性生产函数,并用卡尔曼滤波估计异质性的生产要素弹性。本文主要的结论总结如下:(1)中国区域间、部门间的要素错配持续存在。Hesieh和Klenow(2009)将要素错配的定义为各生产单位的边际产出的差异,基于此,本文用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间的生产要素边际报酬的差异反映生产要素在两部门间的错配情况,进一步地,使用生产要素边际报酬的离散程度分部门刻画生产要素在省份间的错配情况。本文发现,资本在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间的错配程度较为严重,劳动力在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间的错配程度相对而言较轻;不同省份的国有部门的劳动力配置差异(离散度为0.353～0.399)和资本配置差异(离散度为0.328～0.477)相对较小,而非国有部门资本配置的区域差异显著(离散度为0.689～0.967),劳动力跨区域配置差异较小(离散度为0.364～0.428)。(2)消除全部的要素错配后,全要素生产率可增长47.74%,若仅消除部门间的要素错配,则全要素生产率可增长36.68%,若消除省份间的要素错配,则全要素生产率可增长13.82%。(3)部门间的要素错配可能主要是资本在部门间的配置差异造成的,而省份间的要素错配恰与之相反,它主要是由劳动力在省份间的配置差异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