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环境一旦发生作用就规定着不同种群适宜的“生境”的界限——它的决定因素都不是恒定的而是诸多配合反复出现，从而使种群呈现出基数或者区域波动形式。不连续性的可耕地、丘陵地貌以及半砂半黏的土壤构成妨碍胶东种植业效能的显著问题，事实上种植业的收入与实际生活所需要的收入之间的差额必须靠一部分从事渔业的家庭成员来弥补。海洋鱼类种群深刻地受到极端复杂的水温、洋流和水团环境的限制，而这些被捕获的水产在我们的考察期或者被搬上当地人的餐桌，或者被作为半岛的主要出口品。在渔业形态上能够察觉到某种深刻地适应于环境变幅以及种群旺发指征的人择机制：1840—1949年的胶东居民根据鱼类在海域内的平面分布和立体分层而采取的拖网、流网和袋网等作业方式。假设多类型网具作业被压缩在同一渔场内，那么单一网具捕捞效果就不能看成与其它网具截然无关的——单一网具的捕捞效能将叠加到其它网具之上，同时前者的渔获量本身也受到后一类网具的影响。渔捞因素对潜在的“量”的影响还不如它们对海洋环境筛选个体进程的影响，但是现在就能愈益赞同渔捞主体所持有的观念——以近期赢利性来看待渔捞对象的必要性，目前的渔业趋近更为高效的拖网和围网形式并且强度也渐趋增加，以致于实际发现的种群量反而更显著地决定于渔捞因素而不是海洋环境的状况。愈益紧张的资源现状下是需要拷问逐级提高渔捞强度的回馈如何的——19世纪的民间渔捞强度一直维持着多数鱼类临近海洋环境决定的最大可承载量的状态。然而20世纪以来渔捞记录却呈现出种群基数趋减或者鱼体缩短以致赢利性降低的状况，因此需要瞄准那些受环境影响不显著的种群——后者的基数或者体长趋减特征能够证实捕捞量失衡对其后数个世代种群基数的潜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