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具有信息汇聚与信息传递功能,能为投资者提供有意义的信息反馈,从而有助于提高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而2000年以来股价崩盘的频发（2001年美国NASDAQ市场崩盘、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2015年中国股市的千股跌停以及2020年美股熔断）,不仅造成现有股东和广大投资者的财富缩水,还会影响资本市场的融资定价功能,降低了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股价崩盘风险的频发加剧了市场波动,股价波动带来的风险容易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严重影响社会稳定。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因此,研究和分析股价崩盘风险上升的影响机制和潜在的经济后果,有利于企业及时预防和采取对应的措施以减少股价崩盘给企业带来的损失,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上升的概率和预防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发生。股价崩盘是公司的极端尾部事件,为规避股价崩盘风险上升给企业带来的持续不良后果,企业经理人必然审慎地综合公司内部和外部信息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上升,代表了企业基本面的恶化,企业财务风险加剧。在此情形下,金融投资具有的短期巨额回报可以改善企业财务报告,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但金融投资的高风险和风险传染性也会导致公司股票价格进一步下跌。那么,当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上升,企业是基于市值管理动机提高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水平还是基于保守投资动机减少企业金融资产的持有?这个问题有待检验。因此,本文以2008-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优序融资理论和声誉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股价崩盘风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股价崩盘风险对企业金融化存在显著抑制作用;（2）根据异质性检验发现,股权制衡度高、审计质量高、企业为民营的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强;（3）通过机制检验发现,融资约束和外部监督压力均在股价崩盘风险和企业金融化之间起到中介效应;（4）通过细分金融资产发现,股价崩盘风险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存在显著负面影响,即股价崩盘风险上升降低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的持有水平,进而降低了企业金融资产在总资产的持有比例。最后,对上述结果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