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以房地产为代表的非金融资产以及以银行存款为代表的无风险金融资产在我国居民资产结构中的占比过高,而以股票资产为代表的风险金融资产占比过低是我国居民资产结构中的主要特点。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对我国居民风险金融资产的选择问题进行探讨:一是在当前产业升级背景下,探讨是否应当引导居民提升风险金融资产在资产结构中的比例;二是从考察居民资产选择行为的原因以及影响因素的角度探讨如何引导居民提升风险金融资产在资产结构中的权重。得到的结论如下:第一,在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应当引导居民提升风险金融资产在资产结构中的比重,从而有利于增加资本市场的资金供给,推动资本市场的繁荣发展,进而助力我国经济转型目标的顺利实现。第二,通过对居民资产选择行为的研究发现,相对以房地产为代表的非金融资产,以股票为代表的风险金融资产长期在居民资产结构中占比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股票的风险收益比低于房地产,导致居民部门长期对于股票资产的需求不如房地产。此外,从家庭微观角度来看,居民的财富水平、年龄、住房所有权以及风险偏好都将对居民的风险金融资产选择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管理层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引导居民积极参与资本市场,提升经济结构转型期的投融资效率。具体而言,本文主体部分(第三章至第六章)的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三章主要针对产业升级与居民资产选择关系进行了研究。作者首先分别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考察了一国产业结构与最优金融结构间的匹配关系以及居民资产结构变化与一国金融体系发展的互动关系,从而证明了居民对于风险金融资产的选择行为将对我国产业升级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次,通过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相似阶段的对比,作者发现当前风险金融资产在我国居民资产结构中确实占比过低。因此,本章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证明了产业升级背景下应当引导我国居民提升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第四章首先基于资产组合理论,通过对比不同资产类别的风险收益特性初步解释了以股票为代表的风险金融资产在我国居民资产结构中占比过低的原因;其次,基于AIDS模型作者进一步考察了居民对于不同资产的长期需求,发现居民对于房地产的需求长期高于股票,并且,房地产的需求弹性高于股票。此外,房地产对于居民来说是“必需品”,而股票对于居民而言是“奢侈品”,这进一步解释了房地产在我国居民资产结构中占比过高,而股票资产占比过低的原因所在。第五章则从家庭微观特征角度探讨了我国居民风险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考虑到目前我国居民的特点,本章主要探讨了居民财富水平、年龄以及住房所有权对于居民风险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居民的财富水平越高,则对于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意愿和能力越强;年龄对于居民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意愿和能力的影响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而拥有住房则对居民在风险金融资产上的投资具有“挤出效应”。另外,中老年相对于年轻家庭、拥有住房所有权相对没有住房权的家庭更倾向于将增加的家庭财富投资于风险金融资产。以上结论有助于解释资产组合理论所不能解释的投资者对于资本市场的“有限参与”问题。第六章考察了居民风险偏好水平对于金融资产组合选择的影响。本章的研究首先表明第五章观察到的居民财富以及年龄因素对于居民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可能是通过影响居民风险偏好实现的。其次,实证结果表明,居民风险偏好水平对于居民所持金融资产组合的风险性和分散性均存在着较为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后者主要是因为低风险偏好的居民投资者将资产集中于无风险金融资产造成的。此外,收入越低、健康水平越差的低风险偏好水平的居民投资于只含有无风险金融资产的资产组合的概率越大。本文具有以下几点创新之处:(1)本文采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次探讨了居民对于风险金融资产的选择行为与一国产业升级的相关性,研究视角较为新颖,并且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于微观层面的资产选择问题与宏观层面的产业升级问题关联性的理解。(2)在实证方法应用上,本文将Deaton&Muellbauer(1980)提出的AIDS模型首次应用到研究我国居民资产选择行为的问题中,较好地从各大类资产的替代效应角度解释了我国居民的资产选择行为特征。(3)在实证数据的选择方面,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的一名成员,本文作者参与了课题组在2015年7-8间组织的一次针对研究家庭资产配置的入户调查活动,此次活动共涵盖了上海市、北京市、浙江省等12个省份和直辖市,并且通过前期问卷设计的反复论证、中期入户的尽职调研以及后期问卷数据的严谨录入,最终获得了反映家庭资产配置状况的940份有效问卷。与以往相关研究采用的数据相比,该数据更具有时效性,并且能更有针对性地反映微观家庭的资产结构状况,因此基于此次调研活动获得的一手数据,作者考察了居民风险偏好水平对于居民资产结构的影响,并获得了较为稳健的实证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