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妆作为人类社会的调解与控制机制之一,有着多重社会和文化意义,通过筹办、派送、支配与使用,它将人与物、人与人、群体与群体联系起来,形成了利益和意义相互交织的共同体,并在其内部建构出有确定意义的资源边界。云南省芭蕉箐苗族村长期存在着嫁妆高于聘礼的现象,从当下该村嫁妆比聘礼多这个礼物不对称的特殊现象入手,对该村嫁妆与聘礼做具体调查,首先是逐户调查芭蕉箐村苗族嫁妆的情况,了解到当地嫁妆的历史变迁及当代状况；紧接着选择了在各个历史阶段具有典型的几家嫁妆作为个案,重点调查了当时嫁妆的数量、提供者及与出嫁女子与提供者之间的关系；同时调查娘家建房、丧礼、农忙等女儿需要负的责任；最后在各个方面的分析基础上,说明芭蕉箐苗族村嫁妆高于聘礼现象的形成,在于它们不仅以现实的贵重奠定了新家庭开展生产生活的实践基础,而且还以丰富的象征意涵强化了当地婚姻及个体家庭的超稳定性的可能。从而知道贵重嫁妆的动力并非是炫耀性或竞争性因素,而是长远指向创建新家庭与姻亲家庭之间多层次的、长期的、频繁的互惠网络。而其根本在于,在父系社会表象背后所深蕴的,当地姻亲关系在历史与现实中构建共同体并维系生产生活实践的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