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不同阶层对于法律精神的理解有共同的认识,但因关注的议题各有侧重,他们对于具体案件的法律适用又展现出不同的态度。就法律精神而言,统治者希望通过礼法融合的唐律建立起等级严明的社会结构,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维护儒家宣扬的人伦秩序。其次,法律的制定要体现其两点意旨,一是从立法层面防止冤案的产生,二是应时代变化及时修订法律。士人官员受儒家思想影响,认为法律中刑罚的设立是为了实现刑措的目标,司法官员审理案件要做到判决有据、赏罚分明。民众则看重以孝亲精神为中心构建的伦理秩序和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对于治民的州县官吏,百姓则期待他们执法持正,对待案件不以个人好恶。关于犯罪和赦免,为亲复仇的罪行挑战了统治权威而不被官员认可,但部分复仇者因获得了百姓的普遍同情而偶有朝廷特赦的事例,这与亲属犯罪得相容隐制度的立法原意相同,都是为了维护孝道精神。减免刑罚一般只适用于皇室和部分官员,民众则仰赖于皇帝大赦、曲赦或求诸佛道中“以德赎罪”的思想来获得身体、精神的除罪。唐太宗慎赦的思想并未得到继承,武后时甚至把赦免作为推行政策的手段而屡行赦事。赦免诏书中免除官债的内容受到民间的欢迎,但唐后期免除私债的政策却遭遇了契约文书的抵抗。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唐人对罪犯诬引他人以求脱罪的诬告行为持否定态度,在严肃惩治犯赃罪犯的同时也期待官员能够保持清廉。轻重相明的类举制度、疑罪从轻的论罪原则体现出唐人对刑罚的慎重,对更犯、数罪的从重惩罚也与唐律“刑期于不犯”的思想相切合。保辜法设立的保辜时限和涉外法中涉案者平等适用唐律,彰显出统治者对诉讼双方利益的维护和公平正义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