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907年留日期间创作的《摩罗诗力说》,是鲁迅早期代表作,也是“五四”运动前的重要作品。这部作品集中反映了鲁迅早期创作的文艺观和美学观。因此,本文不局限于研究《摩罗诗力说》这一篇论文,而是把摩罗诗力说作为一种理论观点和思想范畴来加以研究。本论文从四个方面对摩罗诗力这一理论范畴进行了分析研究。论文第一部分追寻了摩罗诗力说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和思想渊源,对摩罗诗力说的内涵进行界定,并以此来明确其具有性质功能与审美特征。由此提出：鲁迅摩罗诗力说的产生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语境和思想渊源。从具体的历史语境看,首先,近代中国外国侵略频繁、民族矛盾尖锐,富国强兵、救国图存成为文艺创作的共同主题。其次,大量西方文学、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传入中国,影响了中国的近代文艺创作。再次,中国近代各种文学革新运动也影响了鲁迅的创作,如以梁启超为主将,爆发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文学运动。从创作摩罗诗力说的思想渊源来看,鲁迅深受西方思想家的影响,首先,由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与其他达尔文学说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了鲁迅。其次,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思想家的理论也对鲁迅的创作及摩罗诗力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启蒙性作用。第二部解读摩罗诗力说的性质功能和审美特征。摩罗诗力由“摩罗”、“摩罗诗人”、“摩罗诗派”、“诗力”几个概念组成,它是鲁迅先生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创造的,它的内在功能一方面表现为具有启蒙性质的反抗精神和行动哲学,另一方面则具有“不用之用”、“其教复非常教”的美学功能。它的外在特征呈现在至诚、温煦、真实、崇高等艺术风格和审美特点上。具体而言,从性质功能上看,摩罗诗力说一方面有着“立国民之首义”的启蒙作用,另一方面也具有“不用之用”、“其教复非常教”的美学功能。鲁迅之所以选择摩罗诗力说来改造国民性是因为“摩罗诗人”深受中国青年人喜欢,而中国青年正是中国改革的主力军,此外,“摩罗诗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与中国相似。“不用之用”指文艺作品所具备的“涵养人之神思”、“启人生之閟机”的功能,“其教复非常教”指文艺作品具有“教示”的作用,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从审美特征上看,摩罗诗力说具有至诚、温煦、真实、崇高的特点。至诚即“至诚之声”,指文艺作品中的真挚感情和强烈的反抗精神；温煦即“温煦之声”,指希望之声、真理之声,强调文艺作品的内容应该表现出对理想的追求,给人以希望；真实即“真美”,指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感,而不是普遍的经验；崇高即“刚健”、悲壮,既指“摩罗诗人”刚健、嫉恶如仇、行侠仗义的高尚品格,也指“摩罗诗人在追求理想过程中将生死置之度外所展现的悲壮之美。鉴于摩罗诗力说的独特内涵及其所具有启蒙性质和美学特征,论文在第三部分评价了摩罗诗力说的价值和时代意义。摩罗诗力说对中国美学、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摩罗诗力说对中国传统美学理论,既有继承,也有批评和发展。如摩罗诗力说继承了中国传统文论中“诗力”理论,揭露了“中和”、“撄宁”、“静”等理论的弊端,把传统文论中的“阳刚之美”发展为“摩罗”式崇高。其次,摩罗诗力说始终是站在世界文学的角度,反思中国文学的现状和出路。再次,鲁迅在阐释摩罗诗力说的过程中采用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中的影响研究法和平行研究法,对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发展具有开创意义。第四部分则从摩罗诗力说中挖掘“摩罗”式精神对当代艺术生产与现代生活所具有的启示性意义。“摩罗”式精神,本质上是一种抗争精神,具体而言,它既是一种主动的参与精神,也推动我们追求崇高的理想和做生活的强者。这种独特的精神范式,是与社会和谐观念相并行的观念。此外,“摩罗”式精神给我们创造了一种尼采的酒神式的理想主义情怀,这种情怀强烈、真挚、冲动,也充满了敢为天下先勇气,在当今我们追求诗意栖居的同时,勾勒了另一幅生活图景。论文通过以上的论证后提出,摩罗诗力说是鲁迅在特定历史条件和历史语境下提出的具有启蒙性特征和中西文化色彩的文学理论,既具有“不用之用”、“其教复非常复”等美学功能,又具有至诚、温煦、真实、崇高等艺术风格和审美特点。同时,“摩罗”式精神也对我们的当代生活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