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环境问题日益加剧,环境犯罪现象也愈益严重。我国环境犯罪的立法工作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环境犯罪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的十五个罪名。环境犯罪具有实行行为的专业化、损害后果的严重性、损害产生的迟延性以及因果关系的复杂性等特征。传统刑法的“罪过责任”归罪原则在解决环境犯罪问题时面临极大的挑战。产生于英美法系的“严格责任”在本身不违背“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推定行为人主观罪过的存在和鼓励行为人积极行使法律赋予的辩护权。这一做法恰好有利于解决环境犯罪案件中存在的诸多难题。但是,对于将“严格责任”引入我国环境犯罪,当前我国刑法学界仍存在巨大争议。支持者认为,我国环境犯罪引入“严格责任”可以提高司法效率、预防惩治犯罪和保护自然环境。然而反对者认为这一举动不利于经济发展,刑法并非解决环境问题最佳手段,并且“严格责任”违背了刑事司法基本原则。我们认为,当前环境污染严重,环境犯罪具有特殊性,而传统归罪原则力有不逮,这些使得引入“严格责任”具有必要性。引入“严格责任”并没有违背我国刑事司法基本原则,法律规定也有先例可循,且有利于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将“严格责任”引入我国环境犯罪要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前提,引入的应是“相对严格责任”,并且作为补充原则,适用的情形为单位主体触犯“污染环境罪”。建议适用罚金刑加短期人身刑,并且把“行为人无过失”、“第三人行为”以及“不可抗力”作为法定辩护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