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是私权，是专有权。知识产权许可是权利人行使权利的一种重要方式，其通常是有利于竞争与创新的。但知识产权许可时，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垄断或企图非法维持垄断，则可能会对创新、竞争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带来危害。为避免此种危害，就有必要运用反垄断法进行规制。本文以“思科”诉“华为”案为前言，从四个部分对知识产权许可中的反垄断法律问题进行研究。 前言 “思科”诉“华为”案引发的思考。“思科”诉“华为”案引起人们对知识产权权利扩张和垄断行为高度关注，认识到我国制定反垄断法以及规范知识产权许可中反垄断法律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第一部分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相互关系。知识产权是私权，给予其专有权保护具有合理性。知识产权“外部性”问题的存在，使得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理性设计，对知识产权专有权以必要的限制，以维护权利人与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知识产权许可通常是有利于竞争与创新的。但知识产权许可时，权利人可能会滥用知识产权，垄断或企图非法维持垄断，损害竞争和创新。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制有利于维护竞争、创新和社会公众利益。 第二部分与滥用市场支配力有关的知识产权许可中的反垄断法律问题。市场支配力的认定要从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市场上加以分析，拥有知识产权本身并不等于就拥有市场支配力。滥用市场支配力的知识产权许可行为主要有独占许可、标准化许可、拒绝许可、歧视性许可和掠夺性许可等。单一的双方之间的独占许可通常是合法的。多重独占许可被用来分割市场和顾客，则是非法的。知识产权交叉许可和专利联营是知识产权标准化许可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当技术标准体系中的专利技术是互补性的、互阻性的、非竞争性的，因其不会限制竞争，因而是合法的；反之，如果是竞争性的、非互阻的、就会限制了竞争，因而是非法的。强制许可和反垄断法是防止权利人滥用拒绝权的有效方式。如果知识产权人的拒绝许可或进行遏制，其目的或结果在于保护或非法维持其垄断时，则属于非法行为。单纯的知识产权许可的歧视性和掠夺性难以认定，但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商品贸易中价格歧视或掠夺的目的在于企图将竞争对手排挤出自己支配的市场，则构成垄断或企图垄断从而违反了反垄断法。 第三部分知识产权限制性许可的反垄断法律问题。知识产权限制性许可协议大多数是属于垂直性协议，因而其反垄断法分析通常适用合理性原则。在具体运用合理性原则时，已被广泛接受的则是美国GTE Sy 1 vania案判决所产生的三个准则。知识产权限制性许可主要有搭售、回授、价格限制、使用地域或领域限制等。具有市场支配力的许可协议中的搭售通常是非法的，但有“技术必要性”规则作为豁免条件，对“技术必要性”的认定亦要贯穿合理性理念。独占性回授和单方面的回授，不利于激励被许可人创新，不利于竞争，有悖于公平公正原则，因而是非法的。而互惠双向的非独占性回授是合法的。限制价格条款，不管其是以何种形式出现，不论其是属于水平性协议还是纵向性协议，均是非法的，但不具有约束力的价格指导则是可以的。利用使用领域和区域限制来分割市场和顾客，用来作为控制价格的手段时，则是非法的。如果许可协议当事人在本质上没有市场支配力，缺乏控制市场的能力，则在知识产权许可中不管何种限制性协议很可能都是合法的。 第四部分知识产权许可中的反垄断立法思考。对于知识产权许可中的反垄断立法，美国的一般态度和分析方法是科学的和合理的，欧盟和日本 “类选法”确定性比较高。我国相关立法应该在民法典和反垄断法典中做出原则规定的基础上，另行制定相关的行政指南或规章，在一般原则、态度和分析方法上，应该则重于吸收美国的科学、合理的规定;在具体的行为定性方面，应该采纳欧、日的“类选法”，制定出确定性比较高的行政法规，为维护我国自由竞争的经济秩序，为促进我国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