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哈马斯见证并逐渐适应了巴勒斯坦内外部重大的政治发展和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身的转型。本文将“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转型作为研究对象,以引领哈马斯发生“质变”的事件为抓手,在社会运动理论的框架下,从意识形态、政治实践、组织结构和与巴解组织关系以及对外交往五个维度梳理和分析哈马斯的转型进程,审视哈马斯转型面临的机遇和困境并对哈马斯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做出预测。首先,哈马斯的身份和角色发生了质变。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的胜出以及2007年以来单独控制加沙地带,哈马斯实现了从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政治组织到担当“准国家”治理者的角色转变,哈马斯原来被贴上的“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标签逐渐淡化。其次,哈马斯在重塑意识形态方面迈出了勇敢的一步。在坚守拒绝承认以色列、不放弃武装抵抗占领,以及不愿意与以色列达成永远休战协议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了哈马斯的新主张和新政策,这种变化既是哈马斯主动进行意识形态建构的成果,也是其它客观因素影响的结果。第三,在政治实践层面,哈马斯从坚决抵抗奥斯陆协议到默认奥斯陆协议框架,在逐步融入巴勒斯坦政治的同时,推动了巴勒斯坦政治民主化,自身的治理水平也不断提高,实现了从“破坏者”角色向“治理者”角色的转变。第四,在自身组织建设方面,哈马斯通过平衡政治局、社会福利组织和军事组织三方的力量,弱化军事组织的权力,促进了哈马斯的温和化。在领导机构层面,哈马斯对政治局和官僚机构进行了改革,提高组织的科层化,特别是吸取了与以色列斗争的经验,改革了军事组织和安全机构;在社会福利机构层面,哈马斯继承了成立之初宗教慈善组织的传统,扩大了社会服务的领域,积累了“国家治理”的经验,社会福利机构更加机制化和制度化。第五,对外交往方面,哈马斯总结了经验教训,积极拓展对外交往的渠道,修复了与叙利亚、埃及等国的关系,积极与阿拉伯国家、欧洲国家以及俄罗斯等国改善关系。总之,哈马斯开始朝着温和化和务实化的方向发展。本文认为,哈马斯在意识形态、政治实践、官僚机构层面的转型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同步的,而是互联系、相互促进的。首先,哈马斯的转型进程并不是线性发展的过程,巴勒斯坦境内外的形势会影响哈马斯的战略和决策,在一些具体事务上可能采取极端的处理方式。因此,近期哈马斯不可能彻底解除武装,将在不放弃暴力活动的同时,发挥“治理者”的角色。其次,哈马斯在夹缝中求生存,其转型面临诸多困境,转型的进度和幅度受到多重制约。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哈马斯需正视现实政治利益与奋斗目标之间差距;需平衡好组织内部的权力分配,缩小巴勒斯坦境内外哈马斯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协调军事组织与政治组织和慈善服务组织的关系;需处理好与加沙地带较激进的伊斯兰组织的关系,甚至配合以色列和埃及的武装力量共同打击恐怖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