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形象在文学创作中由来已久。巴赫金说,癫狂和文学都是受压抑的无意识妥协和变形的结构,只不过前者是一种病态结构,后者是正常结构,且这两种结构的界限是不稳定的。当疯癫走进文学而变成形象或主题,它一方面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发挥着不同的文学功能,另一方面也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规律,正是它们成为了文学与文化批评的重要对象。　　 本文试图从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看疯癫形象。在本文中,一方面梳理了巴赫金狂欢理论中有关疯癫的论述,特别是怪诞与疯癫、狂欢式的笑与疯癫的关系;另一方面,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四位作家的五六部作品进行了细读,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进行分析,探讨疯癫形象在不同作品中如何具有狂欢化的色彩,进而使文本狂欢化。　　 鲁迅的《狂人日记》可以说拉开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书写疯癫的序幕。《狂人日记》从疯子的边缘视角,突出了把一切相对化的世界感受,即狂欢的世界感受,是一篇具有狂欢化色彩的小说;笔者在路翎的两篇小说——《英雄的舞蹈》和《谷》中发现,小说都因疯子形象的介入而获得了狂欢化。如果说在《英雄的舞蹈》中作者为疯子选择了一个极其富有狂欢化色彩的茶馆作为表演的场所,从而使主人公周围形成了独特的疯癫的时空体,那么在《谷》中,带有疯癫色彩的主人公的声音独立于作者,主人公的声音本身,是一个个各自独立且相互争论的自我意识,文本表现出复调特征,形成狂欢的文本;在格非的《傻瓜的诗篇》中,笔者发现了隐藏于文本中的加冕-脱冕型结构,这结构使文本产生了狂欢化色彩;而《秦腔》里的疯子引生作为叙述人,同小丑和傻瓜一样,他本身就具有双重性,整个人物形象具有非直接的意义,由疯子引出杂语,整个文本就高度的狂欢化了。　　 我们认为,从《狂人日记》到《秦腔》,中国文学中的疯癫形象产生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发生着质变并且至今仍在继续的过程。而笔者也意识到,从狂欢理论视角看文学疯癫形象,是个很大的课题。笔者希望这篇论文可看作是一个开端,将来可以把这个课题继续深入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