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突破了语言学的藩篱,进入了文化研究新领域。勒菲弗尔是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翻译研究不仅受到语言本身的制约,还受到许多其他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的操控。因此,他提出了翻译操控论,分别从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等方面对翻译活动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作为翻译研究的里程碑,该理论改变了以往对翻译现象的规约式研究,为翻译作品提供了描述性研究的新渠道。珍妮·凯利和茅国权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合译了钱钟书的杰作《围城》。由于传统的翻译理论存在一定局限,本文则运用勒菲弗尔的操控论来分析译者在翻译《围城》时是如何受到这三个要素的操控的,进而试图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围城》英译本。本文由六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引言,作者在此部分中简要介绍了本课题研究的背景和目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围以及本研究的意义；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作为本文的研究基础,此部分概括介绍了《围城》的英译本及前人对其的研究情况,归纳出原有研究的局限性,提出本文的理论视角；第三部分介绍了本选题所采用的理论基础——操控理论,介绍了其起源,发展和主要观点等相关情况；第四部分抽样选取原文中的文化负载词,对照其英译文进行研究,总结出该译本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这一部分还通过具体实例来阐释这种翻译策略是如何被实现的；第五部分结合操控论对《围城》英译本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通过回顾译本译入语国家美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状况,文章分析了美国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和诗学特征。在此研究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当时的诗学、意识形态以及赞助人是如何对《围城》英译本的翻译策略进行操控的。最后一部分为整篇论文的结论。通过此研究,文章发现《围城》的英译确实受到美国当时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操控,从而充分解释了为什么译者会采用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文章进一步指出,文学翻译是介于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译作翻译策略的选择不仅受到译者本人的限制同时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只有将译本置于一定的社会或时代背景下进行分析,才能对其获得较为客观、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