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河湟地区地处我国青藏高原游牧文化、蒙古高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重合地带,自古就是多民族流动、聚居的地区,也是中国西部重要的民族走廊之一。因此,其在地缘政治和文化交流上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文化特征和地缘特征,使其在历史更迭、民族迁徙、文化碰撞交融以及社会发展等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今天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分布格局,也成为了各种不同文化集中展演的舞台。在这些文化特征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长期存在于此的多样性形态最为丰富集中、积淀最为深厚、对区域中各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信仰文化。因此,以该地区的多元信仰文化作为研究视角,是对中国多民族、多信仰文化这种复杂民族结构和文化模式能够和谐共生的最佳诠释和注脚。多元信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单线过程,而是信仰文化在社会发展变迁中充分互动交融后的结果。信仰文化在不同族群中的互动,影响着族群间的族际关系以及族群间的边界与认同。反之,族群间的交往互动行为,也造成了不同信仰文化之间相互碰撞、吸收、融合的状况出现。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多元信仰文化在族群互动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而族群间的互动行为也在影响和改变着部分信仰文化原初的内容与形态。不同民族之间积极、频繁的交往互动则是民族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关键过程之一,与时俱进则是这一互动过程中对信仰文化的基本要求。本文以青海河湟地区多元信仰与族际互动问题的研究作为切入点,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呈现出在中国乡土社会多元信仰文化之间的互动情况,分析了信仰文化互动与族际互动之间的关系,以及族际交往过程中由此产生的族群边界和族群认同问题。阐释了多元信仰文化对乡土社会中村落秩序的维系所发挥的重要功能和作用,从而揭示出乡土社会内在的生存逻辑和运行法则。同时提出当前信仰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力求明晰一个关乎处理现实生活中国家、民族和多元信仰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实践性问题。纵观全文,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首先,苯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天主教以及基督教等制度化宗教信仰长期并存于河湟地区。与此同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也深刻的影响着人们共同的日常生活。从这几大制度化宗教和儒家文化在河湟地区的形成过程、发展历史和现状中,可以梳理出制度化宗教在这里的具体生存情况,以此来解释这一区域的制度化宗教不但种类多样、历史深远,并且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和文化地位。同时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河湟地区汉、藏、土族的民间信仰文化的分类和格局进行分析和研究。将民间信仰文化中的主要信仰,分类为原生性的民间信仰、创生性的民间信仰和融生性的民间信仰三大类型。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即民间信仰中杂糅了他文化、他信仰中的因子,这些信仰文化因子中,既有民间信仰文化的因子,也存在着制度化宗教的因子。其次,对多元信仰文化互动过程中媒介、空间和仪式三个重要的基本属性作为研究中的一个侧重点。通过详细诠释这三个构成信仰文化的关键因素,分析其是如何建立起人神之间沟通的桥梁,以及这种桥梁是如何对族群间的互动行为发挥作用和产生影响的。同时,对信仰生活中族际互动中的具体仪式活动、社会组织结构进行深描研究,来勾勒出信仰活动中族群的互动行为及其表现,解释信仰文化在族际互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在信仰行为的约束下,乡土社会日常生活中民众互动行为的行动逻辑和内涵。再次,透过对历史记忆中的民族边界的探寻和追忆,加之对当前社会发展水平下影响族群边界的普遍因素进行分析。探讨了族群互动中族群的边界是如何维持和重构的,以及多元信仰文化对族群边界的维持和重构有着怎样的影响和意义,着重强调了族际互动中的宗教信仰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同时,文中探讨了信仰文化在民众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通过外在动因和内在动因两部分,分析出乡土社会多元信仰文化生存空间存续的内在逻辑。阐述多元信仰文化在乡土社会中究竟是如何发挥自身的功能,从而对村落日常生活秩序进行维系和治理的。最终,将落脚点着眼于当前社会转型的新时期背景下,信仰文化在乡土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并试图寻求解决困境的办法和路径。最后,通过对本文研究内容的梳理和总结,进行再次的探索思考,提出了多元信仰文化之间应该保持共生互补、文化共享的关系。多元信仰文化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不同信仰文化其内部存在着可以沟通、对话的机制和可能性。在多元信仰文化普遍存在的今天,无论是区域社会还是民族国家,宗教文化的最终形态应该是在互动和交融下形成新的信仰复合体。这才是解决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和地区争端等问题的最合理有效的机制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