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的战争史为作家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创作资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中国作家从未停止对这一段战争岁月的思考与记叙。长篇小说因其容量大,适于表现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成长历程的特点,被作家选为描写革命历史的主要文学样式。在“十七年”时期,作家创作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基本都是图解国家政治意识和革命理念的产物,小说中的革命书写和英雄塑造严格遵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产生于这一时期的《保卫延安》开启了革命历史长篇叙事的先河,并被奉为典范。二十世纪末,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再次掀起一股革命历史长篇叙事热潮。以《亮剑》为代表的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在继承“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叙事特点的基础上,试图表达新的战争观和英雄观。本论文通过《保卫延安》和《亮剑》的比较,研究不同文化语境下革命历史长篇叙事的走向,及其在叙事模式和叙事策略上的变化。文化语境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不同时期内历史观与英雄观的差异会体现在相应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十七年”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在这个时期,共产党亟需以政治化的文艺来证明其夺取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在文艺界内,作家将眼光投向战争历史,注重历史的真实性,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和工农兵的团结勇敢。二十一世纪,大众文化占据主要地位,人们在以更客观、更开放的心态看待历史的同时,也于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精神信仰。为了振奋民族精神,唤起人们心中的英雄情结,作家们再一次从历史资源中寻找精神财富,以新的历史观掀起了一股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热潮。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都梁的《亮剑》都是主旋律文化下的产物,洋溢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叙事上具有史诗性的风格,对同时代的革命历史小说产生典范作用。但是,由于杜鹏程旨在描写革命神话,都梁意在展示英雄命运,所以两部作品在战争叙述、英雄塑造和小说基调等叙事模式上有所区别。通过比较二者在叙事模式上的差异,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其各自的历史意义与文学意义。《保卫延安》和《亮剑》适应各自时代与读者的需求,采用了适当的叙事策略,将逝去的革命岁月以不同的风貌呈现出来。在《保卫延安》里,作家采用真实性和艺术化的高度结合、民族风格和革命神话等手法叙述辉煌胜利的战争,歌颂革命和英雄,证明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在《亮剑》中,都梁主要运用了回归日常生活、身体修辞、诙谐戏谑的语言等叙事策略对革命历史战争做了一些巧妙的改写,既体现了“红色经典”的本质要求,又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