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状态与过程。在文明发展的理性化趋向中,人类实现了世界观的合理化、文化的合理化和社会的科层化,实现了自我超越的历史性现实,形成了科学主义思维范式。文明发展中的理性在本原意义上是逻辑规范性和价值规范性的对立统一,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工具理性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强调的是手段对达成特定目的的能力或可能性,关乎文明发展的物质性基础,价值理性则基于发展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和意念价值的终极关怀,成为人类生存的价值基础和信仰依据,关涉文明的根本合理性走向问题。近代启蒙运动所开启的世界去魅的现代性进程,在文明发展的内基中潜植与嵌调了理性的异化悖论：工具理性的强势超拔与僭越,价值理性的逐步式弱、萎缩与遮蔽,这必然带来文明发展的整体困境与范式危机：文明发展中和谐关系的失衡与危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带来的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带来的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人与自身关系的异化带来的精神危机和信仰缺失；文明发展中的价值失范；文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加大。面对文明发展危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进行了各自的理论回应,展开了文明批判与建构,形成了丰富的文明论思想,弗洛伊德基于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压抑的悲观宿命而形成的压抑文明论；马尔库塞在批判工具理性所导致的现代单面压抑文明基础上形成了非压抑性文明论；德里达基于价值理性的诉求,在全面解构现代理性文明中形成了解构主义文明论；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来矫正与重写现代文明。马克思的文明论可以视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在场与在域,其以实践文明本质论为起点,展开了对启蒙意识哲学与资本文明所导致的异化的批判,并将现代文明危机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因素,文明的出路在于革命与社会主义新制度的建立,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和谐文明论的理论模式。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文明论,还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论,其都具有一个共同的价值旨趣与实践意蕴：恢复文明的本质样态,走向文明的和谐发展。当代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与冲突依然存在,文明发展中同样存在着不和谐因素与方面,表现在文明的体系与视界中则是文明发展的不协调。因此,构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和谐发展的和谐文明论也就成为当代中国文明发展的理论归旨与价值诉求,文明的协调发展也就成为当代中国迈向和谐的必然选择与实践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