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中共七大上作的政治报告，“中国应否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是报告的中心议题。在《论联合政府》中，中国共产党以民主为话语，联合各种民主力量，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实行民主政治。本文以《论联合政府》为分析对象，认为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抓住抗日战争后期政治主题的转换，在宪政的名义下提出分配国家权力的要求。《论联合政府》详细解析了我们为什么要“联合”，“联合”的法理基础是什么的问题，这是政治合法性的论证过程。但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唯有通过革命打破旧的政治秩序，建立起一个体现“联合政府”宪政模式的新中国，并最终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了这种宪政形态。这是新中国宪政建设的开端。本文除引论、结论部分外，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联合政府”提出的时代背景做历史考察，分别从国民党、“第三方面”、美国与苏联、共产党这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全面展现“联合政府”提出前后的政治环境。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的政治主题由民族革命转向政治建国，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当时人们关注的主题。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仍试图维持一党专政的地位，垄断政治权力，而共产党与其他民主人士则希望打破旧有的权力体系，重新分配权力格局，并以政治协商的方式解决建国的问题。“联合政府”的主张广泛体现各种民主力量的政治诉求，其实质就是国家权力格局的调整。第二部分，对“联合政府”的内容进行详细的法理解析。虽然两次民主宪政运动都为国民党所主导，但是各种政治力量仍充分利用宪政平台抒发政见，教育广大人民，为“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作了理论铺垫。而中国共产党的“三三制”政权则把理论的探讨变为现实，充分调动起民众参与政权的建设，为实现全国性的联合政府提供实践的借鉴。为更好地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指出应当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先召集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然后在民主的基础上，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从《论联合政府》的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论证基调始终围绕着民主，以民主的话语资源为中国共产党争夺政治合法性。在这场合法性的争夺中，国民党要稳守一党专政的地位，利用其垄断的宪政资源把统治模式合法化。而中国共产党开辟出一条民主的新路径，希望进入宪政体制内改变这种政治独裁，进而实现政治民主化。第三部分，对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到法制的民主与宪政之路进行论述。国民党一直以中国政治的担纲者自居，强调应由国民党根据法统，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力量则以民主话语反驳国民党的“法统论”，认为缺乏民主的参与，徒具形式而不具备内涵的宪政是不合法的。在质疑国民党宪政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描绘了新民主主义宪政模式的蓝图。它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是各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政权。虽然国民党与共产党分别抓住宪政和民主的话语攻击对方的合法性，但不能忽视这两种话语都着眼于中国政治的权力秩序建构的同一性。可以看出，国共两党对于宪政与民主话语的运用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基于政治现实作出的灵活应变的选择。这贯穿了国共两党由谈判到战争的始终。本文的研究结论是新中国的成立印证了联合政府的宪政模式。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破坏旧的政治秩序后，必须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这是一个从革命到法制的转变过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正是以临时宪法的方式维护革命秩序，确立联合政府的宪政模式。然而，在新中国宪政道路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宪政工具主义的烙印。如何在今后的宪政建设中祛除工具主义的倾向，凸显宪政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内涵，有赖于我们在法治道路上继续探索，以早日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