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曾言：“摄影业最为辉煌的成果便是赋予我们一种感觉,使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将世间万物尽收胸臆——犹如物象的汇编。”而具有纪实性质的战时摄影被认为比文字更加客观、公正。甚至有人预言,摄影图片会超过最详细的文字描述使短暂的战争场面永存于世。摄影,成为战场最真实的传播者。但是,摄影在战争之中的作用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摄影绝不仅仅只是战争诚实的记录者,同时还是战争的宣传者。众所周知,宣传在战时是另一场战争,而摄影则成为这场战争的有力武器。摄影的主观性使其可以通过建构各种正面或者负面的形象,以改变人们对于战争的看法,从而引导舆论。摄影,不仅仅是事件的记录者,同时它也是变革的推动者。而政权的掌控者最擅长使用符号、仪式、象征、隐喻等手段,凭借各种编码将自己的意识传播给民众,以操控民众情绪,引导舆论。图像作为一种独特的形式,在政治动员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1942年,在中国抗日战场的大后方晋察冀边区,出版了一册以新闻图片为主的画报——《晋察冀画报》,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办的第一份新闻摄影画报。从1942年到1948年,在这六年的时间中,《晋察冀画报》共创办了13期,并且先后传到了美国、英国、苏联等二十多个国家。该画报也被称之为山沟里绽放的民族“抗战鲜花”。田涌学者曾评价该刊刊载和保存了很多珍贵的作品,他们具有永久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它承载的不仅仅是记录历史的作用,更重要的作用是在国难当头的战争时期,画报宣传中共抗战,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抵抗日寇。本文以1942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出版的9期《晋察冀画报》为研究对象,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剖析画报中所刊载的摄影图像所呈现的特征,以及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时期,中共如何利用图像传播的优势进行行之有效的战争动员与民族救亡第一章主要概述了在抗战民族救亡这一特殊时期图像传播的状况。首先从摄影观念的转向入手,早期的中国摄影只是人们娱乐和赚钱的工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些摄影家开始关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摄影成为民族救亡的武器,从追求艺术的表达转向为国家民族发声。在这一时期,国统区和根据地都组建了多个摄影协会和小组,创办了一系列画报、画册以揭露日军在中国的暴行。1942年7月7日,解放区也创办了第一份以军事新闻图片为主的新闻摄影画报《晋察冀画报》。第二章着重分析了九期画报中所刊登的805张摄影图片。1942-1945年抗战期间,画报共出版九期,其中1945年12月份出版的九、十期为合刊。本章从图像中的社会景观、“主题”、“公式”以及图像文本四个方面剖析了画报中图像呈现的内容及其特征。第三章研究重点在于图像之于社会革命,主要分析了《晋察冀画报》边区政府如何以画报为载体,以摄影为武器进行行之有效的政治动员。图像的主观性使其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也可以唤起受众的情感,这一特征让图像动员成为可能。画报不仅诉说了悲悯的同情、必胜的信息、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也为大众缔造了不畏生死、保家卫国的英雄神话。同时,政权的合法性传达也是画报进行动员的有效手段。不论是边区规范的规章制度的建立,还是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都让民众相信中共可以带领全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第四章分析了摆拍的隐喻及画报动员的社会呼应。对于摄影而言,争议最多的就是其真实性、客观性,而摆拍一直被诟病为使图片失掉其真实性的罪魁祸首。图片不会说谎,但是具有主动性的摄影者却可能会说谎。但是在战争年代,物资缺乏、战局紧张,摆拍成为战地摄影记者必不可少的手段,一些摆拍的图片也成为经典之作为后世称道。这些图片尽力岁月的流逝,再度成为人们解读历史的论证。作为中共在边区创办的第一份画报,它不仅得到边区人们的喜爱,也得到全国乃至国外友人的称赞,在抗战宣传和战争动员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画报社的成立也为共产党培养了大批摄影人才,并创建了庞大了影像传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