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人是社会历史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口迁移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移民也因此成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在本文所要研究的赣西北万载县，明末清初移民的进入，影响了此后几百年间地方社会的变迁。在此期间，各种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如移民与土著、移民与国家、土著与国家、移民内部、土著内部、国家官员内部，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它们并非凝结在“国家—社会”这样的结构中，而是通过许多事件特别是冲突性较强的事件才得以充分而细致地展现。文章的述论基本按时间顺序，从万载地方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沿着“事脉”与“人脉”，主要围绕土、客精英和地方政府的互动行为而展开，普通民众和中央政府在此只是一个模糊的背影。　　就内容来说，本文无疑属于社会史研究的范畴。本文以万载县为“场域”，以移民为切入点，但关注的焦点决非“万载史”或“移民史”本身。想努力做到的是，通过对万载县300年间跌宕起伏的土客冲突——国家应对的细致展现，把土、客矛盾所引发的一系列冲突事件纳入地方社会的权力关系中去分析，考察基层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当然，应当指出，在包括万载县在内的赣西北以及赣南乃至闽粤赣、湘鄂赣毗邻地区，土客矛盾并不是地方社会唯一的社会矛盾，不是孤立地表现出来，而是与生态、经济、阶级等诸多矛盾并存，相互影响，甚至重叠交织。不过，由于学术旨趣和学力有限，本文并不打算全面分析这些社会矛盾的不同历史特点及其内在的联系，而是重点论述土、客矛盾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发展程度、组合方式，及其在国家作用下的演变趋势。在这个漫长、连续的过程中，各方于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中是如何对话和互动？土著和移民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争夺什么资源？双方又是利用什么资源，通过什么方式获得自己的利益？国家在其治理目标下是如何对土客问题进行干预？国家政策在地方上的实施效果如何，或者反过来，地方社会对此会作出如何反应？这些都是本文力图弄清楚的问题。　　第一章移民迁入与地方动乱　　考察移民迁入的情况及其参与地方动乱的影响。第一节、移民的进入及其经济活动;第二节、“棚乱”及其影响。　　明末清初万载的移民运动与地方动乱交织在一起，经历了这样一个并非连续的过程，即明后期流民（“棚民”）进入→明末清初“棚民”卷入地方动乱→“棚民”遭到驱逐→移民重新进入。“棚民”大规模卷入动乱，给地方社会造成了严重破坏，遭到了官方和土著严厉的驱逐。更重要的是，棚民参与动乱的“事实”逐渐成为一种土著的“集体”记忆，被土著作为一种资源在以后的冲突中屡屡加以利用，在以后土客关系的演变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康熙中期以后，地方政府不得不重新招徕移民以发展经济，而此时进入万载的移民在来源上已与先前的移民大不相同，其境遇也相差极大。他们在清代一直领导万载等赣西北山区的经济开发。　　第二章国家认同与移民入籍　　分析在国家认同与土著抵制下移民的入籍情况。第一节、“棚民”政策及其执行;第二节、里甲组织与土著的抵制;第三节、移民的入籍。　　雍正元年发生的“温上贵事件”，促使清廷关注“棚民”问题并出台了适应形势发展的“棚民”政策，至雍正后期国家与移民互相取得了认同。细致描述了中央政策出台的过程以及地方政府采取的对策，由此可知是地方政府的“土政策”导致“客籍”系统的产生。虽然“客籍”也是国家承认的合法户籍，但在地方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却被赋予了与“土籍”完全不一样的意义，户籍的区分成为身份的区分。中央政府的本意是要妥善安置“棚民”，使之成为与土著无异的“编户齐民”，而地方政府在土著的压力下进行了变通。土、客分离的户籍制度是土客冲突的制度根源，留下了无穷后患。同时，移民入籍遭到土著激烈而顽强的反对，土著利用里甲组织为移民入籍设置种种障碍。在此情况下，移民的入籍充满了艰辛和挑战。“顶替入籍”和“附图入籍”属于移民的合法行为，“外县入籍”与“冒籍”则属于“非法”手段。移民之所以采取这种“非法”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土著的阻挠。由于移民成功地采用“非常”方式得以入籍，因此又激起土著进一步采取措施。所以，移民的入籍过程是一个土著与移民博弈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表示为:移民合法入籍→土著抵制→移民“非法”入籍→土著进一步抵制→移民入籍。　　第三章土客冲突与族群认同　　论述土、客双方的冲突与族群的认同。第一节、学额纷争案;第二节、书院的兴盛;第三节、《土著志》与土著集团的形成;第四节“东洲籍”与客籍集团的形成。　　乾隆前期土、客矛盾开始全面暴露。当移民和国家取得认同之后，土著与移民的冲突则构成了地方社会的主线。乾隆二十八年国家的合额政策激化了本来已经紧张的土客关系，由此导致此后长达45年的土“棚”学额大案。土著、移民、国家三方力量都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随着土著绅士的多次京控与罢考，主要矛盾的双方由土著和移民变成了土著和国家，双方最后达成妥协，闹事的绅士遭到惩治，国家重新实施土客分额的“一县两制”。这虽然缓和了国家与土著之间的紧张，但事实上承认了土客的冲突并提供了制度上的依据，客观上加剧了土、客矛盾。由此，双方对教育资源的争夺特别激烈，出现了教育系统的分野。实际上，土著不仅与移民之间存在冲突，而且其内部也充满矛盾。《万载县土著志》的刊行，标志着在辛氏领导下的土著集团的形成。为了对抗土著，移民也进行整合，逐渐形成以“东洲籍”中心的族群认同。精英人物与书院在土、客冲突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土、客两大族群的形成是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　　第四章国家干预与土客融合　　研究在国家干预下土客的融合。第一节、清中后期至民初土客关系的松动;第二节、土地革命时期的土客关系;第三节、国民政府的政权建设与新族学;第四节、东洲学产案。　　在遭遇太平军的外部冲击时，土、客双方并肩作战，进行了空前的合作，双方关系开始出现松动。随着清末民初客籍力量的增强及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双方融合的倾向更加明显。土地革命时期的土客矛盾从属于阶级斗争。国民政府在国家政权建设的背景下着手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国民政府为化除土客界限而采取的方法与共产党政权在阶级斗争纲领下制定的政策一脉相承。饶有意味的是，与乾嘉年间土著对清政府的合额合考进行抵制相似，在国民政府融合土客的过程中，客籍也对国民政府的合办教育表示反对。“东洲学产案”以客籍绅士败诉而告终，不过最终三方达成了妥协。同时，“万载人”的认同开始形成。表面上，土客关系被国家的目标和力量所左右，但其“暗流”依然在按照自身的逻辑“涌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民国时期土客融合终究是一个难圆的“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通过多方面的工作，才彻底消除土客分歧。　　结语　　以“干戈能否化玉帛:土客关系的演变轨迹”和“干戈如何化玉帛:官员与绅士的权力技术”为题目，对正文中的重要观点进行较为系统的说明和总结。　　实际上，应该对建国后的情况开展社会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之后再写文章的结语或“故事”的后半部分，不过，这将构成本文的续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