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究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制定模式。研究思路如下:首先,根据笔者对当代中国政策过程的了解,运用制度主义研究方法和奥斯特罗姆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试探性的提出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模型。然后运用1998—2009年出台的房地产政策验证提出的理论模型。最后,得出结论。政策是在一定行动情景下政策舞台内不同的行动者通过互动而产出的。笔者认为,政策舞台受到五个变量的影响,分别是政府的制度结构、意识形态、政策物质客体的特性、经济形势和以前的政策结构。这些变量共同作用于政策制定舞台,制约着政策产出,是“政策制定的一般模型”。同时,当代中国政策制定是在两个层次(分别是中央政策制定层和部委政策制定层)三个舞台(中央政策制定舞台、部委政策制定舞台前台和部委政策制定舞台后台)内完成的,三个舞台的政策内容不同,影响三个政策制定舞台的变量也各不相同,三个舞台各自具有相对独立性,通过互动共同完成政策制定。笔者将其称为“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层次模型”。运用1998-2009年间房地产政策产出案例,作者深入分析了影响三个舞台的五个变量及其影响政策制定的形式,舞台内的行动者及其互动方式。最后,作者选取了影响房地产领域三个最重要的文件(23号文、18号文、24号文),对其政策制定过程进行了深入剖析,分析了中央政策制定层和部委政策制定层内的三个舞台是如何互动并最终产出公共政策的。本文最后得出如下结论: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特别是产业政策是在两个层次三个舞台间互动产出的。笔者将其称为“两层三舞台政策制定模式”。该模式认为:中央层政策制定舞台互动的指向是政策目标的选择。在具体实现政策目标的选择上政治权威有两种偏好:经济偏好和社会偏好;在政策制定部委层互动的指向是政策方案的制定。正式的政策方案的制定是在前台内各相关部委和体制内的政策咨询机构内进行的。但是,因为技术官员参与到政策制定舞台后台,寻求各种信息和政策方案的支持,所以,后台深深的影响到了前台政策方案的制定;部委层政策舞台前台在正式的政策方案起草中,受到了中央层政策制定舞台和部委层政策制定舞台后台的双重影响,有四类政策方案的可供选择;部委层政策制定舞台前台处于政策制定的中心位置。本文最后运用两层三舞台政策制定模式解释了房地产政策失败的原因,并对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系统的改进提出了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了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两层三舞台政策制定模式”,是政策过程理论本土化的一次有益尝试。本文的不足在于“两层三舞台政策制定模式”仅仅经受了房地产政策制定过程的检验,是否能有效的适用于其他领域的政策还有待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