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水平的迅速增长和社会分工不断精细化,居民的消费水平日益提高,公民之间的交往频率迅速上升,人们纷纷走出家门进行消费、娱乐和社交,公民在经营场所和公共场所进行社会活动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变得愈发关键。为解决过去第三人侵权情形下受害人向经营者主张赔偿缺乏请求权基础这一难题,2004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引入了安全保障义务和补充责任制度,200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7条与201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三次审议稿）》第973条对此加以承袭并完善。这一制度借鉴德国判例中的交往安全义务理论,基于风险与收益相一致原则和危险控制理论,要求经营场所、公共场所和群众性活动的经营者、管理者和组织者履行谨慎注意义务,预防和阻止场所的设施设备及人员对他人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同时预防和阻止第三人对他人实施的侵权行为。安全保障义务和补充责任制度解决了传统侵权法上不作为侵权的构成难题,对经营者设定了作为义务,同时通过赔偿顺位和赔偿范围限定机制避免对义务人施以过重负担。此项制度使得侵权法兼具社会保障法的功能,将安全保障义务人纳入赔偿来源之一,使受害人尽可能从各个方面填平损失,实现损失的社会分担,平衡了第三人、安全保障义务人和受害人三者之间的权益。本文第一章从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渊源出发,论证安全保障义务与一般作为义务的区别,在此基础上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分别阐述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基于法律法规与行业标准、行业与活动惯例、营利性、义务对象、开放程度五方面提出判断安全保障义务人是否适当履行前述各项义务的标准。本文第二章将视角定位于现行安全保障义务和补充责任制度的合理性与瑕疵,论证了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单独责任的合理性,指出《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2款未区分第三人故意和过失实施侵权行为两种情形下安全保障义务人的不同责任形态这一瑕疵,并针对现有学术观点进行简述和评析。将国内的司法实践与域外类似情形的司法裁决进行对比与反思,提出基于过错比较的责任分配模型。第三章承接上一章的内容,论证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后是否享有追偿权这一问题,借鉴不同学者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差异的解释与依据,从第三人赔偿能力、防止第三人恶意转移隐匿财产和赔偿顺位制度三方面阐述追偿权必要性与合理性,以及追偿权与过错责任原则的冲突与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