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21世纪，我国的人口红利和资源优势日渐丧失，前期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根据索洛增长模型，技术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最有效的动力。因此，突破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瓶颈的关键是要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增长。
　　企业作为我国技术创新最重要的主体，在外部环境相一致的情况下，内部创新的异质性到底受何种因素的影响，一直在学界和业界备受关注。CEO作为高管团队的领头羊，是企业战略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肩负着引领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以获取核心竞争力的重任。高阶梯队理论指出，CEO的工作经验、价值观和信仰等个人特征会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和战略选择。当CEO发生变更时，由于新任CEO的个体特征发生变化，以及缺乏对现状的承诺，使其有进行资源重新配置的动因。而技术创新作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配置维度也将会受到影响。同时，新任CEO要面对董事会严格的监督考核机制，如果他们的能力无法达到董事会的预期，随时可能被解雇，这将对其职业生涯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在我国，高管的任期普遍较短，高管更替的现象频繁，因而对于新任CEO，担心短期内离任的职业忧虑是普遍存在的。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主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新任CEO对企业技术创新有何影响？职业忧虑是否能解释新任CEO和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内在机理？在不同产权性质下，企业高管的考核机制呈现出差异性，那么职业忧虑的影响是否也存在差异？
　　本文选取2007-2016年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构建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普通OLS回归和Tobit回归进行了实证分析，进一步使用倾向匹配评分模型（PSM）解决了内生性问题，最后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结合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得到以下四点结论：
　　（1）新任CEO与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新任CEO上任后，由于面对董事会的强化监督，为消除短期离任的威胁，往往会选择能迅速提升短期业绩的战略，削减见效慢、风险高的创新项目；
　　（2）行业业绩偏离和历史业绩偏离均增强了新任CEO和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负效应，减弱了新任CEO和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负效应。企业业绩与行业平均业绩水平或历史平均业绩水平的差距越大，新任CEO的职业忧虑程度越高，一方面，其减少企业创新投入的动机增强，而另一方面，因为创新产出能提升企业绩效，所以新任CEO为了提升短期业绩，会抑制其对创新产出的负面影响；
　　（3）随着新任CEO年龄的增长，其上任后降低企业创新投入的动机减弱。新任CEO的年龄越小，短期离任给其职业生涯带来的损失越大，因而年轻的CEO更有追求短期绩效的动机，会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
　　（4）业绩偏离对新任CEO和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民营企业中，因为在民营企业中，业绩是高管考核的主要指标，因而CEO的职位安全对业绩的敏感度更高。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研究视角方面，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CEO变更与企业业绩、股票市场表现等短期经济后果的关系，而对长期经济后果的关注较少，对CEO变更引起的技术创新效率损失问题更是缺乏全面的分析和系统的验证。本文从新任CEO的角度来探讨CEO变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丰富了创新理论的研究；
　　（2）解释机制方面，本文基于前景理论的分析范式解释了新任CEO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内在机理，同时发现职业忧虑对于新任CEO和创新关系的影响在投入和产出两个维度存在差异，为研究新任CEO参与公司治理的过程提供了新的思路；
　　（3）实证方法方面，对创新指标的衡量，本文同时兼顾创新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选取了R&D投入强度和发明专利申请量两类指标，对企业创新意愿和能力的考察更加全面、层次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