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资本、土地、劳动力等各种农业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和动态整合。城乡结合部的农业企业利用自身拥有的资本和土地进行农业市场的基础开发，并将其作为资源平台，吸引外来或本地劳动力承租农业设施、从事农业生产，从而建立起一种以“租地种菜”方式务农的就业模式。这种就业模式允许劳动者以组织外的身份，通过与组织建立的工作契约关系来占有组织内资源的使用权。本文将以这种方式参与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者称为都市农业劳动者，外来农民构成了这一职业群体的大部分，还有少部分是本地农民和市民。外来农民往往以举家迁居的方式流入城乡结合部，以半工半耕的代际分割与城市生活建立起联系，他们成为客观条件与主观愿望上都不太需要再次流动的长久移民。通过对外来农民经济行为、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描述与分析，以及作为参照群体的本地农民的描述与分析，本文试图说明，我国基于户籍身份的城乡区隔在都市农业劳动者群体中已成模糊状态，本地、外来从业者并未截然分开但也没有保持密切交往，两者既具有同质性，又具有独立性，人员相互混杂是城乡结合部现代农业区更为真实的社会图景。这种模糊状态与其说是一种城乡区隔，不如说是个体化社会的个体间区隔。个体化是本文认识与理解都市农业劳动者群体的主要理论分析框架与观察视角，H市城郊东南农场的都市农业园是个案研究场所。文中探讨了该群体在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过程中，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个体化进程中，实现自身利益诉求与社会行动选择的动因、能力与困境，进而描述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所经历的从身份化到职业化的历程，以及在这一历程中农民自我塑造与被塑造的方式，分析开放的现代农业劳动力市场对都市农业劳动者生产经营、社会流动、生活观念等方面的影响，观察社会个体在劳动就业取向、家庭与社会关系网络重构、大众消费意识转变上表现出的自主性与选择性，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城乡结合部这一“亦城亦乡，亦工亦农”的特殊地域空间内，不同社会群体间的矛盾冲突与利益重组，探寻商品型现代农业得以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解个体化进程中社会个体的行动策略，揭示社会转型、制度变迁与个人生活轨迹之间的关系。以往对农民群体关注的视角多集中在“三农”问题的管理者、研究者立场，将农民视作被管理、被带动、被培训的对象，忽视了在农业市场化过程中农民表现出的理性与参与意识。农民更多被总结为文化水平与综合素质低、职业技能与就业、创业能力差、因循守旧、小富即安、自我封闭、抱残守缺等特征，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之为“污名化”的过程极易直接或间接地造成对农民群体的标签化思维，影响对其客观真相性的认识。以受教育年限作为劳动力素质高低的认识忽视了体制外就业人员的劳动技能是依靠非正规教育途径获致的事实。尽管正规学历教育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正向作用不可否认，但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都市农业劳动者并不是只具有生存理性的追求利益受损最小化的农民，还是追求效益最优化的经济理性劳动者。都市农业劳动者的职业能力取决于自我培训的程度与对职业期望的高低。不同程度的自我培训和高低不等的职业期望将都市农业劳动者分化成不同收入水平的劳动群体。那些具有持续的自我培训意识和较高职业期望的都市农业劳动者表现出的正是“底层精英”的特质。在向上流动的正常渠道长期处于不畅通的状态下，都市农业劳动者的社会化问题有可能转化为社会问题。作为一个新兴职业群体，其社会角色的塑造与被塑造仍处于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社会角色的塑造与被塑造都表征着一种社会结构的秩序化，体现着一种社会安排。都市农业劳动者群体的结构化塑造与自我塑造是外在力量培育与个体积极参与的互动过程。所涉及的面向不仅有农业经济体制的革新、农业组织机构生产经营的市场化调整，还有都市农业劳动者在这一变迁中将新的就业机会与生活空间结合的适应性等问题。在我国城乡二元分割、就业体制内外有别的制度框架下，要实现城乡结合部农业劳动者的角色再造，还需要立足于现实社会基础，在梳理农用土地经营方式和农民劳动伦理的历史脉络中，理解新兴职业群体的利益诉求与社会行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