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草原地区在建国以来发生了从游牧到定居的历史性变迁。这一历史性的变迁包括游牧民实现定居，牧业基础设施逐渐完善，草地使用权最终演进到由牧民家庭所有。在以上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的驱动下，该地区的生态系统也发生了状态域跃变(regimeshift)，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从游牧到定居过程中，家养动物种群的自然属性逐渐减弱，而社会经济属性逐渐增强。表现为，家养动物种群的出生存活率稳定升高且逐渐不受气候灾害的影响;死亡率迅速下降，并日益维持在恒定的低位;出栏率在出售头数增长的驱动下迅速增长。　　 2，在游牧时代，牧民经营畜群的方针是“维生型”。为了对抗自然灾害，此时家养畜群的种群物种结构，年龄结构，性别比，繁殖策略，迁徙行为等种群特征都和野生偶蹄类草食动物种群相似;然而在定居时代，牧民经营畜群的态度是“谋利型”，牧民改变了上述种群特征，以适应商品化的需要，此时家畜和野生动物的种群特征差异极大。　　 3，游牧时代的家养动物种群增长受到自然气候和基于食物资源的密度制约限制，家养动物种群的自然增长模式也符合逻辑斯蒂增长模型，直接受环境承载力约束;在定居时代，家养动物种群的自然增长很少受到气候条件的制约，基于食物资源限制的种群密度制约机制也消失了，种群的自然增长呈指数增长形式，逐渐脱离环境承载力的直接约束。　　 4，在游牧时代，牧民对种群的下行控制(top-downcontrol)效果和自然因素的上行控制(bottom-up)效果一致，均有助于把种群增长约束在环境承载力下;而在定居时代早期，牧民对种群的调控恰恰促进了种群增长跟环境承载力之间直接关系的解耦。　　 5，在消除降水影响后，载畜量的增长趋势和植被生物量的变化趋势呈现了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在载畜量平稳波动并处于低位的时候，植被生物量不呈现趋势性变化;当载畜量高速增长时，植被生物量开始呈现退化趋势;当载畜量下降时，植被生物量的退化趋势得到了遏制。　　 以上结果表明内蒙草原放牧生态系统从游牧时代低产出，但自发维持的可持续状态，跃变到定居时代的高产出，但需外力干预才能维持的非可持续状态。来自政府的外部干预政策，一方面调整了载畜量和植被之间关系，遏制了植被退化趋势，但在另一方面也对牧民生计造成影响。今后牧区政策一方面要继续调控载畜量以恢复植被，另一方面要改善牧民的生计。如此，方可以实现牧区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