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代长安与洛阳两京的历史地理研究,前人多有探讨并且已经发表大量研究成果,但主要集中于对两京城内的坊、里、宅地等数量和范围进行的探讨。相对而言,鉴于传世文献的匮乏,两京城外郊区乡村的历史地理研究显得相对薄弱,尤其是对两京四郊外的乡、村、里等地名的考察相对较少。一方面是由于传统文献资料一般只记述县以上的行政单位及其建制沿革情况和历史地理概况,对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建制和名称记载较少,就两京地区乡、村、里等情况更是很少问津。另外一方面,相关资料的有限性和零散性极大的限制了这一课题的研究。鉴于此,笔者欲对唐代两京之郊区地名作相关历史地理学研究,并侧重于对唐代两京之乡村地理名称的考证及相关地名学和基层政区的探讨上。资料则主要利用近二十年出土的唐人墓志,并参详所能阅读到的隋代、五代北宋前期等碑刻墓志,对唐代两京地名进行综合考论,主要涉及唐两京四郊之乡、村、里等地理名称和范围的考证、唐两京地区乡村地名的命名源流以及唐代基层政区地理三方面内容,其中尤以第一方面为重点考察对象。文章分为四个部分,共五章。第一部分为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论题的选题缘由及学术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相关概念的界定等内容。第二部分为第二、三章,主体分为“关于唐代东京乡村地名研究”、“关于唐代西京乡村地名研究”。第三部分为第四章“从两京乡村地名看唐代地名命名原则和方法”。第四部分为第五章“从唐两京地名看唐代基层政区地理”。“关于唐代东京乡村地名研究”:东京洛阳被称为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著名国际都市。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有关洛阳的考古文物发现甚丰,考古工作者已经基本厘清了洛阳城的轮廓与里、坊布局和具体数量。但相对于唐代洛阳城坊布局和结构等,有关唐代洛阳郊区河南县和洛阳县的乡村地名研究多年来却一直停滞不前。鉴于唐人墓志的发现是一个动态过程,前哲时贤的研究难免有所遗漏。因此本章将主要利用墓志汇编资料以列表形式,对洛阳城外两县的乡村数量和方位进行简单梳理与考补。文中分为“河南县”和“洛阳县”两部分,其下又分为乡、村、里、其他地名进行综合考论,考证出河南县辖37乡、71村、73里,新补河南县4乡、44村、39里;洛阳县辖28乡、31村、36里,新补10乡、19村、12里。并在表前后附录作相关补充说明,以期继踵前贤,作进一步的研究。“关于唐代西京乡村地名研究”:贺梓城、尚民杰、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均认为唐西京长安县和万年县城内以朱雀门大街为分界,街西为长安县所辖,街东为万年县1,本文从之。在此结论下,将本章分为“万年县”和“长安县”两部分,其下又分为乡、村、里、其他地名进行综合考论,略与东京考证过程有所差异与不同。综合得出唐西京万年县县辖59乡、76村、59里,新补3乡、20村、12里;长安县51乡、37村、33里,新补1乡、6村、3里。关于两京所见唐代郊区地名研究,主要通过对第二、三章唐两京地区郊区地名的综合考论,可知唐两京地区共计590个乡村地名。本章即在此基础上,对这些乡村地名的命名原则和方法进行分类考察与探究,并按照“嘉名”、“姓氏”、“山岭”、“河流”、“政区”、“年号”等16类原则进行分条阐述和归纳、总结,进而得出有唐一代乡村地名命名规律。关于从两京地名看唐代基层政区地理问题,即主要在第四章基础上,通过唐两京地区的地名命名原则和方法再结合传世文献,对唐代基层政区地理做一简单介绍。主要通过利用前文考察过的“嘉名”和“姓氏”为原则的乡村地名命名方法,区分唐代“乡”、“里”名称和“村”名之间在命名原则上的差异性,进而与唐代传世文献中“五里为乡”的基层组织相互佐证。并得出唐代村、里可能并无直接管理与被管理之分,而是分属于不同的行政管理机构,但均是在唐代基层行政组织的管理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