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一颗耀眼明珠，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最高峰。自问世以来，对《红楼梦》的研究已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红学。与此同时，《红楼梦》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世界流传开来。20世纪70年代最具权威的两个英文全译本相继诞生，一是杨宪益和戴乃迭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一是霍克斯及闵福德的The story ofThe Stone。两个版本的翻译风格和翻译方法各异，为我们从事翻译对比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语料。本文选择《金陵判词》作为研究对象，一是因为其在人物形象塑造，小说情节走向方面起着提纲掣领的作用，二是因为虽然已有不少关于《金陵判词》及其英译的研究，但大多着眼于微观层面如修辞手法的分析，对其人物意象的翻译研究却很少。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源文本视作一个整体，对原文所塑造的人物意象从宏观层面进行把握，在格式塔理论的视角下将译本塑造的人物意象与原意象进行对比，旨在为传统译论提供新视角。格式塔理论视角下的翻译是一个格式塔意象的实现过程，包含两个关键步骤：源文本的理解过程和目标文本的创造过程，即格式塔意象的心理实现过程和言语实现过程。因此当我们分析源文本的时候，应将其视作一个整体，首先在脑中实现格式塔意象的思维过程；当我们审视译作的时候，也应将其视作一个整体，分析译作所建立起来的形象是否与原作形象相称。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在《金陵判词》所建立的15个女性形象中，霍克斯的译本对晴雯，香菱，黛玉，宝钗，元春，湘云，迎春和惜春的意象再现较为成功；而杨宪益的译本则较好地再现了袭人，妙玉，熙凤和巧姐的意象；两个译本都很好地再现了探春的意象但在李纨的形象塑造上各有所失；而秦可卿则由于源文本的意象较模糊，以至人物意象的实现比较困难。此外，两个译本在格式塔意象的再现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翻译方法，主要有直译，意译，加注，节译和其他方法。霍克斯为拉近读者和作者的距离，在翻译中主要采用第二人称；而杨宪益则选择第三人称以保持译本的客观性。在格式塔理论的整体性原则及接近性，相似性，闭合性，过去经验等法则的指导下，使我们对人物意象的再现效果有了更加清晰的评定标准，为翻译评论和翻译批评开拓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