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代起,中韩两国就互通有无,往来频繁。明清时期的中国与韩国的关系尤其紧密,北京作为明清两朝帝都,是韩国使行的最终目的地,所以韩国使臣在使行巨著“朝天录”与“燕行录”中留下了许多关于北京的描述。到了近现代,虽然国际秩序发生重大改变,但中韩两国的交流并没有因此中断,韩国人关于北京的叙事依然在继续。日帝占领韩国后,许多韩国人选择北京作为亡命地。这不仅与中韩两国的历史与现实有关,也与北京地区的特殊性相关。韩国“三·一”运动失败后,大批独立运动家及爱国学生涌入北京地区展开民族运动,使1920年代的北京成为堪与上海并肩的海外独立运动基地之一。之后随着日帝对北京地区的侵略,独立运动家纷纷撤离,留在北京地区的大部分韩国人带有很强的依附日本的性质,在中日两国夹缝中生存,生活大都艰难困苦,这种现状无疑加深了韩国人的殖民地认识。北京作为千年帝都,留有大量的封建王朝遗物,明清两代遗迹尤其繁多。在日帝强占期韩国人留下的北京纪行文中,除了对同胞的艰难处境表达同情之外,他们还对北京地区的遗迹进行大量描述。这些王朝遗迹对亡国后的韩国人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们在无形中充当了韩国人言说千古兴衰、表达失国之痛的载体。近代,北京国际地位的衰落同时还伴随着世界各民族等级的重新编排,中国及中国人成为韩国重新认识的对象。与中国衰落相对的是日本帝国的崛起,接受西方先进文明的日本成为韩国效仿的对象。北京在近现代转型期经历着新与旧的激烈冲突,韩国知识分子在看待北京时的视角就显得非常复杂。大部分韩国知识分子在关于北京的纪行文中都表现出对北京宏伟壮观遗迹的赞叹,对贫苦百姓的不屑、蔑视与憎恶,对西方文明的由衷崇拜等,既体现了他们对辉煌灿烂的古典文化的陶醉、对先进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向往,也反映了他们对现代落后、贫困地区及其人民的认识。但韩雪野、朱耀燮等韩国现代文人在表述北京时与其他韩国人展现出截然不同的视角,他们不单纯沉醉于封建王朝的遗物之中,还从人性的角度看到了创造这些宏伟业绩的中国人,以及殖民地下中韩两国人民的相同处境,对两国被日帝欺压的共同命运给予深切同情。韩国现代纪行文中的北京包含着韩国现代知识分子对古都北京遗迹的怀恋、对现代北京的认识、丧失祖国之悲痛、绝望与自省,以及对北京人、韩国人与西方人的描写,同时在他们的文字里还包含着对近代文明的追求以及对北京活跃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向往与学习等方面。本论文以1920-1940年代韩国现代知识分子关于北京的纪行文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韩国现代知识分子笔下的北京,研究日帝殖民统治下的韩国现代知识分子对古都北京、现代北京及其中包含的中国文化的认识、对现代化的追求以及对殖民地祖国现实的思考等。通过对这一阶段北京纪行文的考察研究,以期填补关于这一部分资料研究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