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行业一直以来都是网络型产业的一个代表,学者们从经济学角度将其核心特征归纳为市场势力、非对称信息、外部性和公共物品。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这样的行业中,市场会出现失灵现象,为了保证市场的有效性,政府必须出面对其进行管制。于是,很多国家都建立了电信规制机构,在电信服务的诸多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普遍服务政策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所谓普遍服务,是指“让所有的人都能以可负担的价格获得基本的电信服务”。在垄断条件下,电信普遍服务的义务责无旁贷地由提供所有电信服务的独家垄断厂商承担,主要通过不同业务间以及不同地区间的交叉补贴来实现。但近年来,国际范围内电信业出现了自由化的浪潮,竞争的加剧使得交叉补贴难以维系,很多高成本地区的普遍服务无法开展下去。于是,如何在竞争环境下建立新的普遍服务机制成为了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都是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其电信行业自90年代以来经历了数轮大规模的改革,市场结构和规制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加,中国的电信普遍服务也面临了交叉补贴失效、进程缓慢的困境。本文以中国电信业市场结构的转变作为背景,对普遍服务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文章阐述了三个要点:第一,在中国提供电信普遍服务能够起到内化网络外部性、实现收入再分配以及改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作用。第二,结合经济学模型以及中国的实际,文章得出“对于中国电信业而言,只有普遍服务基金机制才是长久之计”的结论。第三,通过借鉴与中国电信发展状况类似的秘鲁在提供普遍服务方面的经验,文章对竞争时期中国电信业普遍服务基金机制的建立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