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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供给侧能力过剩,但结构性需求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作为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拉动作用。然而目前中国部分领域和项目中,基础设施存量仍然不足、城乡建设水平差距较大,这些问题成为经济发展的突出短板。保持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是中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任务,既有文献多基于经济增长角度对基础设施进行分析,其如何作用于供给体系质量提高,目前尚无文献进行系统论述。基于这一背景,本文主要基于供给侧角度研究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一是交通基础设施是否对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产生影响,二是交通基础设施基于何种机制对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产生影响。
在规范研究中,本文基于经济增长、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三个维度讨论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梳理并评述相关文献。具体地,分别从早期经典理论和现代经验研究两个方面讨论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成本和效率的角度讨论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生产的影响;并从城乡收入差距和居民消费的角度切入,讨论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在实证研究的部分,本文首先在宏观层面考察交通基础设施对服务业集聚的总体效应及作用机制。以城市高铁线路开通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3-2015年地级市数据和双重差分估计法(DID),本文实证研究了高铁开通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高铁开通显著地促进了城市服务业就业密度的增加以及服务业产值占比的提升,且此效应随时间推移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倒U”型变化趋势。进一步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在不同经济地理区域内均对城市服务业就业密度增加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但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影响效应显著高于中部地区;相比较服务业就业密度,服务业产值占比这一指标对高铁开通的敏感度更差,高铁开通仅在东部地区对服务业产值密度有正向的影响;高铁开通对城市服务业就业密度的影响随城市等级下降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高铁线路开通显著促进了劳动密集型服务业部门就业密度的增加,却显著降低了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就业密度。通过对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并未显著促进高铁城市内部其他产业从业人员向服务业转变,而更可能将距离开通城市100-150km范围内非高铁城市的服务业和农业从业人员“虹吸”至向高铁城市就业。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本文考察了异质性的交通基础设施对服务业集聚的差异化效应。基于速度和网络化视角的研究结果发现:高铁线路开通总体上显著地促进了城市服务业集聚;“高速”高铁线路开通比“中低速”高铁线路开通更显著地促进了城市服务业聚集;联入高铁网络的高铁线路开通比未联入网的高铁线路开通拥有更大的服务业集聚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异质性的高铁线路开通在不同经济地理区位城市间、不同等级城市间以及不同服务业部门间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在微观层面,本文分别考察了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于家庭层面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企业层面生产规模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库,利用双重差分估计的方法,本文实证检验了公路基础设施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公路基础设施对居民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概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这表明,接通公路以后,选择由农业生产转向非农行业的居民家庭数量增加,公路基础设施的质量改善显著地促进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高收入居民家庭的职业选择更容易受到公路基础设施改善的影响;相比较居住在农村的居民家庭,在公路接通以后,居住在城镇的居民家庭更容易由农业生产转向非农行业。拓展分析结果显示:从流向上看,相比较就地转移,通公路以后,农业劳动力更多的流向异地;此外,从渠道上看,通公路基于消费升级驱动和健康风险降低两个渠道使得农业劳动力发生转移。
在对企业的影响中,本文基于三峡工程通航这一水运交通基础设施质量改善的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的方法,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对于企业规模成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对于微观企业规模成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促进了企业就业规模和投资规模的增长,三峡通航以后,与三峡上游航道距离更近的企业就业规模和投资规模分别增长了5.58%和7.26%;进一步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对于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主要由企业所面临的市场规模扩大导致,三峡通航以后,与航道更近的企业出口的概率增加了0.0157,相比较样本期间内的均值水平提高了约17.20%,出口交货值增长了约18.42%。稳健性回归和安慰剂回归的结果均支持上述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保持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在当前“三期叠加”的转型关键时期,各级政府应保持基础设施补短板的力度,推进以交通基础设施为代表的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以充分发挥基建投资对城市服务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推动作用,发挥其对企业扩大优质增量供给的推动作用,发挥其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推动作用。
因地制宜建设基础设施。在使用投资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时,需因地制宜、明确政策作用对象,选择适合当地发展状况的交通基础设施,选择距离基础设施饱和还有较大发展空间的地区,考虑基础设施投资的成本与收益,避免盲目投资,造成资源浪费。
推进交通网络互联互通建设。现有交通网络与大城市的关联,会对区域服务业集聚程度的提升产生巨大作用,在微观领域,交通基础设施的质量改善会推动企业规模的成长以及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从供给侧激发市场活力,也会对区域市场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发挥积极作用。因此,为提高交通基础设施的服务效率,提高供给质量体系,应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的网络互联互通建设。
在规范研究中,本文基于经济增长、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三个维度讨论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梳理并评述相关文献。具体地,分别从早期经典理论和现代经验研究两个方面讨论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成本和效率的角度讨论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生产的影响;并从城乡收入差距和居民消费的角度切入,讨论交通基础设施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在实证研究的部分,本文首先在宏观层面考察交通基础设施对服务业集聚的总体效应及作用机制。以城市高铁线路开通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3-2015年地级市数据和双重差分估计法(DID),本文实证研究了高铁开通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高铁开通显著地促进了城市服务业就业密度的增加以及服务业产值占比的提升,且此效应随时间推移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倒U”型变化趋势。进一步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在不同经济地理区域内均对城市服务业就业密度增加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但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影响效应显著高于中部地区;相比较服务业就业密度,服务业产值占比这一指标对高铁开通的敏感度更差,高铁开通仅在东部地区对服务业产值密度有正向的影响;高铁开通对城市服务业就业密度的影响随城市等级下降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高铁线路开通显著促进了劳动密集型服务业部门就业密度的增加,却显著降低了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就业密度。通过对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并未显著促进高铁城市内部其他产业从业人员向服务业转变,而更可能将距离开通城市100-150km范围内非高铁城市的服务业和农业从业人员“虹吸”至向高铁城市就业。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本文考察了异质性的交通基础设施对服务业集聚的差异化效应。基于速度和网络化视角的研究结果发现:高铁线路开通总体上显著地促进了城市服务业集聚;“高速”高铁线路开通比“中低速”高铁线路开通更显著地促进了城市服务业聚集;联入高铁网络的高铁线路开通比未联入网的高铁线路开通拥有更大的服务业集聚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异质性的高铁线路开通在不同经济地理区位城市间、不同等级城市间以及不同服务业部门间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在微观层面,本文分别考察了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于家庭层面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企业层面生产规模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库,利用双重差分估计的方法,本文实证检验了公路基础设施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公路基础设施对居民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概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这表明,接通公路以后,选择由农业生产转向非农行业的居民家庭数量增加,公路基础设施的质量改善显著地促进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高收入居民家庭的职业选择更容易受到公路基础设施改善的影响;相比较居住在农村的居民家庭,在公路接通以后,居住在城镇的居民家庭更容易由农业生产转向非农行业。拓展分析结果显示:从流向上看,相比较就地转移,通公路以后,农业劳动力更多的流向异地;此外,从渠道上看,通公路基于消费升级驱动和健康风险降低两个渠道使得农业劳动力发生转移。
在对企业的影响中,本文基于三峡工程通航这一水运交通基础设施质量改善的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的方法,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对于企业规模成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对于微观企业规模成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促进了企业就业规模和投资规模的增长,三峡通航以后,与三峡上游航道距离更近的企业就业规模和投资规模分别增长了5.58%和7.26%;进一步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对于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主要由企业所面临的市场规模扩大导致,三峡通航以后,与航道更近的企业出口的概率增加了0.0157,相比较样本期间内的均值水平提高了约17.20%,出口交货值增长了约18.42%。稳健性回归和安慰剂回归的结果均支持上述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保持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在当前“三期叠加”的转型关键时期,各级政府应保持基础设施补短板的力度,推进以交通基础设施为代表的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以充分发挥基建投资对城市服务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推动作用,发挥其对企业扩大优质增量供给的推动作用,发挥其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推动作用。
因地制宜建设基础设施。在使用投资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时,需因地制宜、明确政策作用对象,选择适合当地发展状况的交通基础设施,选择距离基础设施饱和还有较大发展空间的地区,考虑基础设施投资的成本与收益,避免盲目投资,造成资源浪费。
推进交通网络互联互通建设。现有交通网络与大城市的关联,会对区域服务业集聚程度的提升产生巨大作用,在微观领域,交通基础设施的质量改善会推动企业规模的成长以及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从供给侧激发市场活力,也会对区域市场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发挥积极作用。因此,为提高交通基础设施的服务效率,提高供给质量体系,应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的网络互联互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