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存方式,数字化生存成为人类生存方式的重要形式。每一个个体、机构、行业的行动留下了大量数据,数据充斥着整个世界,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使得数据逐渐成为科学研究和经济活动的重要资源。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也深受数据科学的影响,传统的学科化、专业化社会科学研究模式、评价机制受到挑战。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我国社会科学共同体尚未做好准备。如何使大数据驱动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更好的服务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我国社会科学的跨越式发展成为社会科学转型的重大问题。本文把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从科学共同体概念入手,对概念的演进进行了历史的梳理。分析了默顿关于科学共同体的体制目标与规范结构关系的逻辑;尤其辨明了库恩的科学哲学中将“科学共同体”和“范式”作为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来相互定义,从而使得科学“基质”作为一种历史和文化维度被带入科学的认知过程。这些学术资源为我们理解和建构社会科学共同体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对前大数据时代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演进以及认知结构进行了分析,指出了社会科学共同体的高度分化和学科化、垂直分层、高度自治等特点。在比较中阐释了大数据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影响,认为大数据背景下,社会科学的认知系统的目标、研究主体、研究工具和研究对象因素发生了深刻的改变。社会科学共同体的体制目标从追求客观和普遍的知识转向对效用的满足、人员班底的异质性和高度融合、结构的去中心化和网络化特征。针对上述变化提出了社会科学共同体规范重建的原则: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保持张力、权衡独创性和效用性、诉诸法律规则规避伦理问题以及从同行评议走向多维度的质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