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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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非常规的司法指导方式,樊增祥对于州县官员处理自理案件的指导,是建立在“人治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是其“为政在人”的治理观念在司法领域的践行。本文以《樊山政书》樊增祥对于州县官员所呈送的自理词讼册、禀、详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指导原因”“指导原则”“指导效果”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意图将樊增祥对“州县官员处理自理案件的指导”这一既具有个性化色彩又具有特殊意义的指导活动做出论证辨析。 作为具有丰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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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非常规的司法指导方式,樊增祥对于州县官员处理自理案件的指导,是建立在“人治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是其“为政在人”的治理观念在司法领域的践行。本文以《樊山政书》樊增祥对于州县官员所呈送的自理词讼册、禀、详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指导原因”“指导原则”“指导效果”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意图将樊增祥对“州县官员处理自理案件的指导”这一既具有个性化色彩又具有特殊意义的指导活动做出论证辨析。
作为具有丰富行政、司法经验的省级官员,樊增祥对“视民事为儿戏”的官场风气十分反感,并希望通过自己“不惮烦劳”的指导来改变下属州县官员“漠视自理案件”的态度,来实现“通民隐而显贤能”的本质目的。
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对于“指导原则”和“指导效果”的研究上。作为一个饱读儒家经典的旧知识分子,樊增祥严格恪守着“中庸之道”,“平允”和“权衡”的认识充分体现在他对于州县官员的“指导原则”上。一方面,他追求“惩恶每施辣手”的“暴”,同时,又主张“仁言仁心,可以为法”的“仁”,并指示州县官员在处断自理案件时,应当平衡“律例”和“情理”的关系,以实现处断结果上的“情法两得”。另一方面,作为典型的旧体制官僚,樊增祥主张“兴利除弊”“变革维新”,但是他又不愿意从正面承认“西方法律”“西方宗教”所具有的普世价值,字里行间依然坚持对于“旧学”的推崇。
对于樊增祥指导州县官员处理自理案件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州县官员的审断能力,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建立在“人治主义”基础上的临时性措施,并没有形成一种规范化制度。在“荣辱忽焉,皆在圣裁”的政治体制里,这种指导方式带有着很强的脆弱性。而且,在近代“西方法律文化移植”的大背景下,这种传统性质的司法指导颇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故而只能湮没在近代化的浪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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