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非常规的司法指导方式，樊增祥对于州县官员处理自理案件的指导，是建立在“人治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是其“为政在人”的治理观念在司法领域的践行。本文以《樊山政书》樊增祥对于州县官员所呈送的自理词讼册、禀、详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指导原因”“指导原则”“指导效果”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意图将樊增祥对“州县官员处理自理案件的指导”这一既具有个性化色彩又具有特殊意义的指导活动做出论证辨析。
　　作为具有丰富行政、司法经验的省级官员，樊增祥对“视民事为儿戏”的官场风气十分反感，并希望通过自己“不惮烦劳”的指导来改变下属州县官员“漠视自理案件”的态度，来实现“通民隐而显贤能”的本质目的。
　　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对于“指导原则”和“指导效果”的研究上。作为一个饱读儒家经典的旧知识分子，樊增祥严格恪守着“中庸之道”，“平允”和“权衡”的认识充分体现在他对于州县官员的“指导原则”上。一方面，他追求“惩恶每施辣手”的“暴”，同时，又主张“仁言仁心，可以为法”的“仁”，并指示州县官员在处断自理案件时，应当平衡“律例”和“情理”的关系，以实现处断结果上的“情法两得”。另一方面，作为典型的旧体制官僚，樊增祥主张“兴利除弊”“变革维新”，但是他又不愿意从正面承认“西方法律”“西方宗教”所具有的普世价值，字里行间依然坚持对于“旧学”的推崇。
　　对于樊增祥指导州县官员处理自理案件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州县官员的审断能力，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建立在“人治主义”基础上的临时性措施，并没有形成一种规范化制度。在“荣辱忽焉，皆在圣裁”的政治体制里，这种指导方式带有着很强的脆弱性。而且，在近代“西方法律文化移植”的大背景下，这种传统性质的司法指导颇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故而只能湮没在近代化的浪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