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作为各级政府实现其经济职能的重要手段,是政府部门参与对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有力工具。在我国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阶段与市场化进程差距较大的现在,只有明晰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才能让中央政府和处于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的地方政府更有针对性的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进而满足社会民众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提高财政支出效率,更好的发挥财政支出的杠杆效应。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市场化程度和财政支出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公共服务类支出、社会民生类支出和基础建设类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影响机制各异,为了不割裂财政支出结构并更好的探究三类财政支出的交互关系,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三类财政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并预测在预算约束的限制下,三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会呈现与绝对数额角度下不一样的结论。在实证维度,本文以门槛回归模型为基础,将市场化指数作为反映市场化程度的门槛变量,并将三类财政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作为量化财政支出结构的三个核心解释变量,利用2000-2015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不同市场化程度省份的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这一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可能存在的异质性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以三类支出比重进行量化的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存在以市场化指数作为门槛识别变量的门槛效应,即在不同市场化程度下,双方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从全国的全样本来看,社会民生支出所占比重的增加会对地方经济增长造成明显的负向影响,但是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省份,这一负向影响越微弱。基础建设支出所占比重的增加则与地方经济增长存在U型关系,在到达临界值前,其增加会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负向影响,但是所在省份的市场化程度越高,这一负向影响越微弱;在超过临界值后,其增加会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正向影响,且所在省份的市场化程度越高,这一正向影响越明显。公共服务支出所占比重对于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明朗,且在东、中、西三个地区都存在异质性,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中部地区是显著的负向机制,在西部地区则是显著的正向机制。而社会民生类支出、基础建设类支出所占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东、中两个地区稳健性均较强,在西部地区都不显著。基于实证分析结论,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对于低市场化省份,地方政府要注重提高基础建设类支出,使其尽快超过U型关系的临界点,中央政府则应加大对其的转移支付力度,提供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高市场化省份,地方政府的基础建设类支出则要有进有退,降低对私人资本的挤出效应,此外还要降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适当精简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继续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社会民生领域,充分发挥财政支出的杠杆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