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深入,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开始蓬勃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发动机”,特别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FDI保持了持续增长态势,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对各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FDI与生态环境问题也引起政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探究。有的学者(如Goldenman,1999;Vogel,2000;盛斌,2012)认为发达国家虽然会基于降低环保成本的动机向发展中国家投资,但其伴随的非物化型的知识溢出效应不仅会抵消其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带来的环境污染,还会改善东道国的环境质量。另一方面,有的学者(如Cole,2004;Mani,1995)认为FDI作为“一揽子”要素(如资本、自然资源、技术、劳动力等)转移的媒介会导致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对中国而言,FDI增强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动性,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FDI为中国实现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和扩大对外贸易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因其具有“一揽子”要素转移的特征,使中国在满足国内发展需求获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资源承载能力和生态环境压力不断加大,FDI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当前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特别是近年来以雾霾为代表的大气污染,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其污染面积达270万平方公里,涉及17个省市自治区,影响人口达到6亿人(林伯强,2015)。生态环境问题也成为各国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并且政治色彩日益浓厚。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问题,早在1983年就将环境保护确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2016年3月李克强总理表示雾霾已成为“重大民生问题”,“将重拳治理大气雾霾和水污染,向雾霾等污染宣战”。中国一直致力于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10%左右、单位GDP能耗比发达国家平均高47%、产生的污染是发达国家几十倍的现状(衣保中,2013)。为全方位多角度适应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构建的要求,需要调整相应的外资政策和提高利用外资的环境效率。因此,重新审视评价FDI与中国生态环境的关系,加强FDI环境效应的评估工作,分析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刻不容缓。鉴于此,本文研究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论文首先研究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检验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和FDI的辐射效应,然后构建了经济地理嵌套权重矩阵和经济地理权重矩阵结合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 FDI存量和流量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中国雾霾(PM2.5)污染和FDI存量和流量分别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FDI是加剧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重要因素,并且FDI是引起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格兰杰原因。其次,研究FDI对中国区域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考虑到国家层面的FDI环境效应反映的是国家整体平均水平和总体状况,而整体的评价反映不了区域间的非典型特征,故有必要对东、中、西部地区的FDI对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进行检验,来分析比较FDI对中国不同地区的雾霾(PM2.5)影响程度。因此,本文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结合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方法,将中国241个城市分成东、中、西部地区样本进行回归分析,从区域的角度分析FDI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雾霾(PM2.5)污染影响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FDI是加剧东、中部地区雾霾(PM2.5)污染的重要因素,但对西部地区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并不显著。再次,研究不同来源地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考虑到投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对华投资的模式与动机、投资产业分布、规模等要素的不同会对东道国环境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因此,本文选取了外商实际直接投资较高的前十位国家或地区的FDI作为研究对象,利用静态面板模型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来识别不同来源地FDI存量和流量在国家层面以及区域层面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来自中国港澳台的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影响不显著,来自欧美日和东(南)亚的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产生显著的增促效应。然后,研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研发投入水平的不同阶段下,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考虑到FDI可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异质性”,本文采用门槛效应模型对FDI与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分析,以弥补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线性影响研究方面的不足。将经济增长和研发投入作为门槛变量,将FDI区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发现在FDI的不同发展阶段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影响的异质性和趋同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的门槛变量条件下,FDI对中国雾霾(PM22.5)污染产生显著的增促效应。以人均收入为门槛变量时,越过门槛值后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贡献度减弱,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以研发投入为门槛变量时,越过门槛值后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贡献度减弱,也出现下降趋势。结论表明了不同的门槛变量对FDI与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不同,同时揭示出经济增长和研发投入越过门槛值后降低了 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负面影响。最后,在深入研究FDI对中国雾霾(PM2.5)污染影响的实证基础上,分别从国家和区域层面提出提高FDI质量和降低中国雾霾(PM2.5)污染的政策建议:如施行严格的环境政策和可持续发展的外资产业政策;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环境准入标准;引导地方政府转变观念等。